北宋定都东京（开封），由此开封盛极一时。宋代实行重文政策，通过完善科举制度，使大批士人为朝廷所用，从而确立了一种文官政治。这使琴棋书画诗文之“艺”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以棋而论，一方面，北宋延续了唐代的棋待诏制度，棋待诏作为国手，在皇宫里陪皇帝下棋，互相交流，切磋棋艺；另一方面，文人则在雅舍间定期聚会，“琴弈相寻诗间作，笑谈终日有余欢”，一般人则在棋摊、在茶楼酒肆中过棋瘾。棋，成了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在围棋理论方面，北宋出现了中国古代棋论中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献《棋经十三篇》，还有现存最早的棋谱《忘忧清乐集》。近些年来，开封的城市文化研究颇受关注，也出现不少很有价值的成果。而围棋作为北宋东京（开封）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往往被人所忽视。本文借《忘忧清乐集》寻觅北宋东京（开封）的围棋记忆，试图为开封的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据《隋书·经籍志》载，中国最早的棋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围棋及其他棋类书籍被列在子部“兵家”类），而据《宋史·艺文志》载，唐宋两代的围棋著作，共有15种。包括：《唐绩棋图》五卷、《金谷园九局谱》一卷、《王积薪等棋诀》三卷、《棋势论并图》一卷、《徐铉棋图义例》一卷、《棋势》三卷，《杨希璨四角声图》一卷、《双泉图》一卷，《玉溪图》一卷、《蒋元吉等棋势》三卷、《太宗棋图》一卷、《局谱》一卷、《韦珽棋图》一卷、《弈棋经》一卷、《棋经要略》一卷，可惜这些棋书均已亡佚。于是《忘忧清乐集》就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棋书。

　　《忘忧清乐集》成书于北宋末年，刊刻于南宋初期。成书不久即散佚，直到清初，钱遵王一度见其残本，他在《读书敏求记》中有一则《李逸民〈棋谱〉二卷》记其经过：“今年薄游武林，匏系湖上，有人持宋刻《棋谱》示余，题为‘前御书院棋待诏赐绯李逸民重编’。得之意蕊舒放，欣喜竟日。”①但从“宋太宗作变棋三势……今棋图不知尚存人间否”的表述看，钱遵王所见仅为残本。此时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本《忘忧清乐集》，在清嘉庆年间此书一度藏于顾珊“试饮堂”，嘉庆七年（1802），为黄丕烈所得。黄为之作跋，述发现经过及钱遵王题《李逸民〈棋谱〉二卷》之误。该版《忘忧清乐集》后归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收藏。民国五年（1916）徐乃昌据以影刻。抗战时期，瞿绍基的后人瞿良士携部分藏书避于上海，其中一些书被著名佛学家兼藏书家丁福保收购，包括《忘忧清乐集》。解放后丁福保将此书捐赠给国家。1982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捐赠之宋刻本，作为《古逸丛书》之一，影印出版。1987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孟秋校勘本。1988年，上海书店亦出版了《忘忧清乐集》（林益良、林勉校订）。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亦将《忘忧清乐集》纳入围棋古谱系列之一出版，校勘者林益良。2004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将《忘忧清乐集》收入《中国围棋古谱全集》，依据的乃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版本。201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又重新出版孟秋校勘本《忘忧清乐集》。
 
　　《忘忧清乐集》原题“前御书院棋待诏赐绯李逸民重编”。这意味着，李逸民是“重编”者，原作者已不详。而李逸民的生平亦不可详考（不少学者推断李逸民即为《忘忧清乐集》中棋谱传世的朱逸民之误）。至于“御书院棋待诏赐绯”，“御书院”隶属“翰林院”。《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六之九五云：

　　翰林院在宣佑门内东廊，掌供奉图画、弈棋、琴院之事，常以翰林司兼领。待诏、艺学无专员，有书、画、琴阮、棋、合香、装画、捏塑等名。……《神宗正使职官志》：翰林院勾当官一名，以内省押班都知充，掌艺学供奉之事，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书艺局掌书诏命赐以及供奉书籍、笔墨、琴弈，有待诏、艺学、书学祗侯、学生。

　　棋待诏隶属书艺局（宋徽宗时，翰林院下辖各局改为院，书艺局遂称书院或御书院）。翰林院供奉有“服绯紫”的待遇（绯衣为四、五品官员穿的朝服），但棋待诏地位较低，并不授官，所以“赐绯”可看作一种特殊待遇。

　　《忘忧清乐集》的书名则来自“徽宗皇帝御制诗”：

　　忘忧清乐在枰棋，仙子精攻岁未笄。
　　窗下每将图局按，恐防宣诏较高低。

　　书名本身便昭示了围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北宋好弈的皇帝不少：太祖赵匡胤有与陈抟老祖“赌棋输华山”的传说。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太宗亦“琴棋皆极品”。太宗身边聚集了一批陪他下棋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棋待诏贾玄。贾玄每陪皇帝下棋，为讨皇帝欢心，总要手下留情。朝中谏臣们攻击贾玄辈常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劝太宗别沉迷于此，误了国家大事。太宗以“聊避六宫之惑耳”答之。常陪太宗下棋的还有儒道兼修的潘慎修（937-1005）。《宋史·潘慎修》称他“善弈棋，太宗屡招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胜，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义，太宗览而称善”。潘慎修所举“十要”已不得而知，但将棋之“道”归结为“恬默”，以与“仁、义、礼、智、信”相合，儒道兼容，但颇能切合皇上既迷棋又可从棋中悟“道”的心理需求，太宗“览而称善”也就顺理成章了。宋太宗还写有一首围棋诗《缘识》：

　　凡棋妙手不可得，纵横自在能消息。
　　不贪小利远施张，举措安详求爱力。
　　曲须曲，直须直，打节斜飞防不测。
　　潜思静虑一时间，取舍临时方便逼。
　　牢己疆场煞三思，不骄不怯常翼翼。
　　势输他，勿动色，暗设机筹倍雅饰。
　　恒持自固最为强，尤宜闲暇心先抑。

　　宋太宗不仅下棋，还自制棋势，据说最著名的有三个：“对面千里”、“独飞天鹅”、“海底取明珠”。王禹偁《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诗云：

　　太宗多才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
　　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
　　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
　　中使宣来示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

　　“海底取明珠”今已不传。“对面千里”和“独飞天鹅”，《忘忧清乐集》有载。从“形”上看，两个棋势的特点都是方正、对称。这令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皇家建筑、宫苑，如北京故宫，以中轴线为核心，两边展开，体现一种皇权中心意识。北宋开封的皇城，史上记载虽只有五里（一说七里），也是这样的格局。《石林燕语》曾载，宋太祖重建开封皇宫时，下令：“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以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论曰：‘我心端直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宫城的方正，还与心之“端直”，少“偏曲”联系在一起，除了皇家的威仪，更被赋予了一种心性、人格的意义。建筑如此，棋亦然。王禹偁说太宗所制棋势，“天机秘密通鬼神”，当有夸大之嫌，但其中确实充满“妙味”，这“妙味”既在棋之内（这两道死活题颇为精妙，颇具技术含量），又在棋之外，让人颇多回味。
　　宋太宗对围棋的提倡，客观上影响到社会的围棋风气。如果说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形成，标志了围棋的专业化、职业化，宋代在职业与业余围棋间则有了进一步的分野。不少棋手以棋谋生，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当棋待诏；一类当棋师、门客；一类则当棋工。

　　棋待诏是由皇室供养的国手。北宋从太宗，到仁宗、神宗、哲宗各朝，均设有翰林棋待诏。第一个国手就是太宗朝的棋待诏贾玄。太宗棋艺甚高，贾玄却可随心所欲地控制胜负，或输一子，或赢一路，可见其超人一等的棋艺。与此同时，还有国手杨希粲，但其棋艺则稍逊贾玄一筹。

　　宋哲宗时，职业围棋迎来一个高潮。《忘忧清乐集》李逸民跋：“我朝善弈显名天下者，昔年待诏老刘宗，今日刘仲甫、杨中隐、以至王琬、孙侁、郭范、李百祥辈。”这七人应该都做过棋待诏。而其中刘仲甫更是继盛唐王积薪之后围棋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棋手。《忘忧清乐集》中载有其一篇重要的棋论文章《棋诀》。

　　与此同时，宋代还设有书画院。这些琴、棋、书、画艺能之士，便成为宫廷所豢养的职业艺人。另一方面，社会上还出现了以棋谋生的棋师、门客、棋工。这些棋师、门客，是社会上真正的“游艺”之士，有的被邀到达官显贵府上，作棋艺表演，有的专门陪达官或教其家人下棋，成为“闲人”、“食客”一族。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载：“闲人本食客，……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说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
 
　　还有一些棋手以棋谋生，又不愿作门客，则往往在市肆设局，靠陪人、指导人对弈乃至赌彩为生，这就是所谓的“棋工”。他们地位虽不高，生活也缺少安定感，但较为自由，茶馆常常是他们最基本的活动场所。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棋工”，围棋才得以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市中下阶层中普及开来。

　　两晋南北朝时，下围棋多集中在官宦及文人士子阶层，尚无职业棋手。各色人等，都可以登录于“棋品”中。唐宋棋待诏制度的出现，使围棋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与业余之别，两者的水平差距也被拉大，同时也导致了围棋观念的差异。魏晋六朝既注重围棋的艺术性、趣味性，又重视其竞技性的一面。到唐宋时，则开始出现分化。对带有职业性质的棋手来说，下棋是谋生的手段，一局棋的胜负往往关系到一家人的生存和一己的前程，务必以争胜为本，使其围棋观亦带有较浓的功利性、竞技性色彩。对贵胄、文人士子来说，下棋主要是为娱乐和艺术性的追求，所谓陶情怡性、修身忘忧，风流雅事也，围棋更多地被当作了一种游戏、一门艺术，而不重其竞技性。从而导致了围棋作为竞技手段与作为艺术的分野。 宋代，士大夫棋与职业棋在棋艺上已显出明显的差异。一些文人索性撇开围棋竞技的一面，把围棋只当作陶冶性情之物，风流儒雅之事，超脱胜负，也就有了一份“胜固欣然败亦喜”的潇洒。徐铉《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奂》强调“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苏轼从《观棋》中悟出“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将作为游戏、艺术的围棋与作为竞技的围棋区别开来，标志了文人士大夫围棋观念的确立，它也影响到了其后中国围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围棋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