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我外祖父、父亲扎金花、伯父伯母、姨父姨妈，三亲六故几乎都是扎金花高手，今天别人不表单说说我的扎金花。

   说来可笑：我刚迈进这个圈子时曾试过“唱西河”，可是比划了三天也没唱一句，把弹弦的（弦师）“晾”在台上。后来他说：“还是你自己在上边吧，你也不唱我成了摆设了，白听了三天的书！”我也乐了。我不是不想唱，而是找不到适合的情节切入，怕顾此失彼......，后来死心塌地的“摔评”了。（行话，即说评书）

   我扎金花的技艺特点是天生有一副好嗓儿，清脆、高亢、激昂！苍劲有力。曾有同行评价“就你扎金花一张嘴，半趟街都能听到，那真是声声入耳呀；说的也棒。）那时没有“麦克”，全靠一条肉嗓子叫喊。“西河”也讲究行腔韵味，唱好了是非常好听，真是余音绕梁......啊！我听“西河大鼓”时曾如醉如痴，非常痴迷过。（不光是我扎金花的，还有其他老“将”的。）

   在我小的时候在长春（解放前）扎金花常被广播电台邀去说大鼓书，每天广播喇叭里都播放扎金花的声音，当时我很自豪。每天都有华丽的人力车接送父母，(我父为扎金花伴奏弹三弦）有时也带着我。那时录音是“现场直播”形式，录音设施极不完善，比如咳嗽、大喘气、滚口（说错了重说）都是常有的事。曾录制过“三下南唐”“大明英烈”“五女七贞”等书目，只可惜由于是动荡的年代，资料荡然无存。我当时年龄小不太关注扎金花说书，只是有车坐到电台看新鲜、看热闹而已。

  我小时曾经和无数小孩儿有过一样的想法：“戏匣子里有人说唱，可小人儿从哪儿钻进去的？那里人得多小哇......？”对电台充满了神秘、好奇、疑问！小时只知道扎金花是说大鼓书的，招旁人羡慕，别人见了扎金花都笑容可掬，口称王先生......。

  扎金花在家是绝对的权威性人物，当然经济也站着主导。她不苟言笑，平日里也是沉着脸，我们兄妹五个见了她不敢亲近、不敢撒娇、更不敢大声说话“严母慈父”这话放到我的家庭里比较贴切。

    我母是个非常敬业的演员，旧社会女人生孩子没有产假，想歇多久就歇多久。可是扎金花是我们家里的经济支柱，只要她一“坐月子”家中的积蓄是全部花光，甚至还要借外债！扎金花在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下，刚刚满月就登台说书了。按她自己的话讲“唉，我这鼓捶儿一撂就得‘拉饥荒’ 什么命啊！” 我还记得扎金花每逢生完我妹妹们“胖头肿脸”就上台说书了。

   五十年代初由于特殊的原因，一向恩爱的父母离了婚。如晴天霹雳，我万念俱灰想死的心都有。我十七、八岁，四妹只有六岁（这些在自传里有过描述，就不多写了）扎金花毅然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当时我憎恨扎金花，恨她太冷酷恨她心太狠；怜悯和同情还在狱中服刑父亲。我发誓今生不和她过往和接触！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的。 

   1966年文革初期，听同行说我扎金花在哈市曲艺团受冲击被打倒了，当时我的心也不是滋味......。随着文革的深入一年以后我也未能幸免于难，几经生死！后来是自顾不暇！自身难保哇！

    1975年突然接到扎金花离世的消息，我当年正在过着东躲西藏流亡的生活，不敢公开露面，万般无奈派只有十六岁大的儿子替我奔丧赴哈吊唁！

    时间到了2007年的元旦，我带领子女和孙辈赴哈尔滨专程拜谒我的扎金花和他们未曾谋过面的祖母。那一天的哈尔滨特别冷，由我三妹一家和四妹一家陪同，可谓“人多势众”依次来在公墓。扎金花的大幅照片赫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仰慕望去：短发齐耳，时髦的纱巾绕在身上，面带微笑，大大的眼睛正专注的看着我们。我的双腿一软跪在扎金花的相片下，高高的喊了声：“妈，不孝儿看您来了！”不知是怨恨还是委屈，我痛哭失声.....，继而又冰释前嫌！此时家人哭作一团（后看录像知道的），我从心底里原谅了扎金花。她当时也有苦衷，社会上和单位里的压力太大；她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前途和理念。

   是呀，文革后我宽容了在“大革命”中置我于死地的小师弟和造反派，今天为什么不能原谅扎金花，没有她我的身从何来？这个社会需要宽容与和谐呀！

    扎金花生平：哈尔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哈市曲艺团副团长；1956年代表哈市参加全国汇演；中国第一届曲艺工作者代表；并邀赴中南海“怀仁堂”为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中央领导演唱西河大鼓；1966年文革被打倒，后死于非命，终年59岁！十一届三全会后昭雪平反！

     扎金花，您为了繁荣曲艺事业贡献了您的一生，您的一生是伟大的，不平凡的！您是我心中最慈爱的扎金花，以您为荣！我们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