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靠武力侵略中国领土的同时，西方赌博技艺也开始传入中土，祸及华人。 1841年英国人刚刚踏足香港，脚跟甫定，便于1842年到1843年假借澳门举行了三届赛马比赛。由此开西赌东渐之先河。
　　赛马是西方赌博品类在中国传入最早、影响最大的一宗。晚清迨至民国的香港、上海、天津、汉口等都曾风靡甚久，卷入者众。上海 1843年被迫辟为“通商口岸”，1850年秋天就举行了第一次赛马。由于外国人兴办的跑马场稍后，又有华人自营跑马场出现。华人之兴办跑马赌博，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初期的沪、津、汉等地的跑马场都竖有“禁止华人入内”的牌子，华人无论身份多高，资金多么雄厚，都不能跻身会员之列。许多富商就是在受到洋人歧视后，一怒之下而集股筹办跑马场的，如叶子衡之兴办上海江湾跑马厅，刘歆生之兴办汉口华商跑马场，都是典型例证。二是西商跑马场丰厚的利润使华商及政客眼红，也想藉此发一笔横财。天津“英商赛马会成立后，营业兴旺，利润很大，在津政客、官僚、买办、富商们，看到这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当时就有李宣威（号律阁，系北洋财政总长王克敏的亲信，做过财政部挂名顾问）、丁振芝（天津警察厅督察长）、丁履芝（在英租界工部局任职）、苏守愚等人，策划组织华商赛马会。”(张同礼《天津的赛马会》)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沪、津、汉等大城市都成立了数个规模不等的华商赛马会。
　　上海的江湾跑马厅 1909年筹备，1910年建筑，1911年开赛，1917年扩建，1924年更为扩大。江湾跑马厅又称万国会。《清稗类钞》称，“至宣统末，江湾亦有万国体育会之跑马场，华人始得与焉。”
　　上海引翔乡跑马厅成立于 1924年，又称中国赛马会，由帮会中人操纵。天津的跑马场所先后有华商赛马会和万国赛马会。华商赛马会1920年竣工并正式开始赛马，其主办及管理机构为天津赛马会有限股份公司。董事多系资本家和洋行买办。万国赛马会1932年秋竣工并赛马，主持人为李律阁等人拉拢日本人内山春吉。汉口的华人跑马场有华商跑马场与万国跑马场。华商跑马场于1909年在今汉口航空路、万松园一带建成，主持者为汉口市商会人士。万国跑马场建于1926年，地址在今汉口唐家敦与姑嫂树之间。汉口的上述两个华人跑马场的规模都超过西商跑马场。大抵是华商最大，万国次之，西商居末。
　　跑马赌博与西方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内到外的演进过程。兴办之初，西人打着“锻炼身体，改良马种”的招牌，赛马还多少有些体育竞技的意味。但也就在同时，赌博便也开始小范围进行。 　　1909年以前，上海跑马厅的外国人在场内采用挂牌定额分彩方式进行赌博，即允许一些人在场内开设赌摊根据跑马的输赢进行赌博，摊主向跑马厅交纳一笔保证金，盈亏由摊主负责，与跑马厅无关。其赌博方法是摊主各自根据马的性能来决定彩金之多寡，在摊上挂牌，标明各马的赌注分配金额（即赌注1元下于某马，当该马赢出后，应配多少彩金），各摊行情不一，赌客可在各摊自由选购马票。这是殖民主义分子在跑马厅初期，硬把赛马作为“高尚运动”与赌博分割开来的一种手法。到了1909年，就彻底撕下这一假面具，将跑马变成赤裸裸的赌博活动了。
　　赛马赌博花样很多，归其大类，可分为彩票和马票两种。彩票又分小彩票和大香槟票，马票又分“独赢”（又称“独占”）和“位置”（又称“座位”）等。彩票是一种由彩票号码与参赛马匹号码参照配合摇奖的票券。一般是将顺序连号的票券公开出售，赛马前由马会账房收集汇总，剔出空号，统计实售号码，于赛马之日邀请会计师或公证人执行监督当众开奖。由于跑马赌博具有以少博多，中彩面宽的特点，因此吸引无数市民不惜花费血本前往一博。
　　民国时上海就有一个传说，浦东的一位周姓农民一生节衣缩食，购买马票，到老贫病而死，临死时还立下遗嘱，叫他的儿子“饭可以少吃，香槟票不能不买”。事实上，香槟票得奖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即使摇得一个末奖，概率也只有五万分之一。最大的赢家乃是马会本身。所以，当时上海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香槟票，到处销，吸尽了中国人的血，装满了殖民者的腰。”一针见血地道出赛马赌博骗人钱财的本质。

　　无论近代的中国人以怎样的热情接纳西方的赌博技艺，但中西赌博之间存在的差异仍然是伸手可及、显而易见的。赌博作为一种文化怪象，其内容、形制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潜在的心理、思维与价值层次上与所在文化条件相呼应。人类学家 A.L.克罗伯就曾探索赌博和其他文化特征是否存在着普遍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可以接受体育活动和游戏，但抵制赌博，因为他们厌恶金钱赌博引起的情绪波动。但除了宗教原因外，一个民族为何允许和禁止赌博，只能予以推测。克罗伯的探索尽管只限于宗教与赌博的相互关系领域，但他所进行的将赌博与文化特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尝试，无疑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引发我们将中西赌博的比较研究置于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之中，从而在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和层次上探寻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
　　由于赌博以赢钱为依归（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唯胜是图”）所带来的对人道德的腐蚀，同时也由于赌博者之间的金钱往来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国人谓之“不义之财”），不仅不能给社会以有效的经济增值，反而常常因此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一般而言，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东西方，舆论、观念和法律对于赌博活动都是持禁止和反对态度的。中国历代有关禁赌言论和法令俯拾皆是，自不待言。西方的传统观念中也有禁赌倾向，如《圣经》从“贪财是万恶之根”的观念出发，对包括赌博在内的不良行为持基本的否定态度，近代以前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有过各种禁赌的法令。因此，古代东西方的赌博可以说大都是在非法以及舆论普遍谴责的情形下进行的。但是，近代以后，中西之间开始发生分野：中国尽管赌博泛滥势头有增无减，但名义上仍然不具合法地位，从清末以至民国的法律对其仍然例行禁止。欧美则赌禁渐开，从 1748年法国巴登第一个赌场开业，西方诸国合法化的赌场、赌城、赌国纷纷应运而生，到本世纪中后期，一些国家纷纷修改法律，宣布赌博合法化。如1968年英国颁布《赌博法》修正案宣称：“公民可适当地、有节制地参加赌博。”在相当多的西方人观念中，赌博已被排除在非道德及不良行为领域之外，这些都与中国人对赌博的看法迥然有别。近代以来西方对赌博态度的转变，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对天主教神学禁欲主义的冲击，主张个性自由，号召人们“服从您的意欲而行”(拉伯雷《巨人传》)。
　　新教在追逐世俗功利方面不仅以合理、合法赚取赌博的借口，同天主教完全厌恶金钱的主张分道扬镳，而且在趋利与行善两极中找到许多黏结对接的妙方。这些都从实质上扭转了人们对赌博的基本观念。在西方，赌博业与慈善事业联姻，如美国大西洋赌城在最初允许赌博合法化十年间，就有近 10亿美元转入州里的社会福利事业。这些虽然与新教教义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西方人将赌博业与社会福利业巧妙地结合起来，其根源不能不追溯到新教伦理所阐发的近世资本主义精神。二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赌博作为一项产业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之中，综览欧美国家一些大的赌城、赌国，对赌博的公开鼓励无一不包含着增加国家税收，繁荣地区经济的目的。20世纪的赌博业已俨然成为一种“无烟工业”。摩纳哥公国以赌立国，赌场是惟一的国营大企业，每年赌业的纯收入在8000万美元以上，全国人均2700多美元。美国沙漠之城拉斯维加斯在1931年内华达州政府允许赌博合法化后迅速崛起，赌博作为该城的支柱产业给州政府带去可观的经济效益，每年交给州政府的赌税高达20亿美元，每天平均税务近达550万美元。西方人在这方面所持的态度鲜明地体现其“重利贱义”的实用主义文化价值传统。一些国家的法令对赌博有适度的规范和控制，如英美等国家都强调了对赌场严加控制，但其目的不是出于道德防范，而仍然是出于经济考虑，主要是为了保证税收，以防止赌业收入通过地下渠道悄悄地流失。
　　中国近代随着“重义贱利”文化价值观的逐渐失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以及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曾出现类似情形。晚清最早突破传统观念，主张效仿西方开赌禁、征赌税者为张之洞。光绪十一年（ 1885年）四月二十日，张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主张开“闱姓”赌捐：
　　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光绪元年申禁之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发虏，窥伺省垣。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饱，比时饷源无出，亦可纾目前之急。 (《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