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麻将在晚清近百余年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国粹，但绝大多数“麻友”们对其身世却所知不多，不甚了了。尤其是关于麻将的起源多年来更是一个谜，并演成许多传说。有一种传说认为，麻将为江南船夫所创。相传江南运河沿岸的船夫们喜欢玩一种纸牌（有可能是马吊），因为江中风大，纸片常常被风吹落江中，于是有好事者便改纸制牌为竹骨相嵌的骨制牌。其牌名筒、索、万皆以船家行话称呼，如“筒”为船上货物，“索”指升帆的九条绳索，“万”为所得钱数。东、南、西、北，指江、河、风向和船行之去向，“红中”指商人看中，未被看中的则为“白板”，“发”喻发财（见吝士著《麻将探奇》，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在现存的有关文献中，对麻将出现的时间、诞生的地区亦颇多歧义。赌博的变态 : 赌博骗术纵横观民国22年（1933）杜亚泉著《博史》对麻将起源所述较详：
　　“马将牌始于何时，不能确定，但当较默和牌后。默和牌始于明之末造，则马将牌之改作当在明亡之后矣。相传谓马将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由宁波江厦延及津沪商埠。大约明亡以后，达官贵胄及其宗亲子弟，各奔于浙闽两粤之海上，故流传此牌。五口通商以后，海舶多聚于宁波江厦，各省贾客流寓江厦，繁盛过于上海，演习马将者众。此时已改制骨牌，且加梅兰竹菊、琴棋书画等花张称为花马将，逐渐流行，由津沪波及全国，盖已五十余年于兹矣。” (《博史》，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
　　杜氏上述说法甚为含糊，一会儿说麻将始于明亡以后，一会儿又说兴起在五口通商之际甚至光绪初年。 1935年，杨荫深著《中国游艺研究》对此提出疑义：“杜氏以马将牌始于明亡之后，此说甚为含混。若说清初已流行了，则乾隆时金学诗著《牧猪闲话》，叙述当时各种博戏甚详，独无此牌，似不足信。”杨氏经过研究考证后认为：“马将牌实始于太平军中，后乃流入宁波，时间在道咸之际。盖此牌实远绍马吊牌，近由碰和牌转变而来，不过前者仍用纸制，后者改为骨制。”(《中国游艺研究》，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
　　杨氏上述考订，对麻将的源起，远较杜亚泉精细肯切，他提出的由马吊到默和再到麻将的演进脉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麻将的起源、形成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但杨氏的观点仍然存在重大缺陷。首先是对麻将产生时间过于精确有违历史真实，麻将作为成乎众人之手的民间发明，不仅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跨度，而且形制从雏型到定型状态并非一蹴而就，其间势必存在过不少过渡环节，亦即阶段性的中间产品。有鉴于此，在探讨麻将形成史的时候，就必须充分注意这种过渡性中间产品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顾及到时间的长跨度，而对麻将形成史作出既合乎客观历史又只能是粗线条式的大致勾勒。其次，杨氏谈到麻将的祖宗时只提到明末的马吊。持这一看法的人和文还很多，如徐珂《清稗类钞》，杜亚泉《博史》，著名学者胡适亦持此说。当代最有代表性者当推《辞海》：“麻将牌，也作‘麻雀牌'，简称‘将牌'。博戏，始于清代。由马吊牌演变而成。”其实，马吊和骨牌（北宋宣和牌）是麻将的共同祖先。马吊成为麻将内在结构及游戏规则的滥殇，而骨牌则不仅直接赋予麻将外在的形式（竹骨相嵌），而且在部分内容和戏法上也对麻将发生影响。二者混合、嫁接再衍化，终于诞生了新的博戏品种——麻将。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的马吊，经历过清初一段时期的短暂衰歇之后，到康熙年间死灰复燃，而且有了更为猛烈的发展，几至“虽乡僻处无地不有，非甚谨愿者无人不晓，较马吊牌奚啻十倍” (金学诗《牧猪闲话》)，并逐渐有所改作，形成了一种名叫“默和”的新牌式。乾隆时期的学者金学诗在《牧猪闲话》一书中对其牌式、戏法作了详细记载：
　　今之纸牌，形制调度，前人未有著录者，大约仿马吊牌而损益之。纸牌长二寸，横广不及半，绘画雕印，凡六十页为一具。页各有耦，共三十种，分为三门：曰“万贯”，曰“索子”，曰“文钱”，皆自一至九，共二十七种，余三种曰：“幺头”。其一万贯、一索子、一文钱变曰幺头。万贯皆绘画形，索子、文钱则各绘其形制。聚客四人，案设 旃，乃出戏具，拈一人为首，以次抹牌，每人各得十页，谓之“默和”。余二十页，另一人掌之，以次分递在局者，谓之“把和”，亦曰“矗角”，因其在座隅也。其法以三四页配搭连属为一别，三副俱成为胜，两家俱成以拈在先者为胜。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视牌之形，测覆之数，以施斡运，在神而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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