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赌博是一种普适性大众游戏娱乐项目，因此，它往往能直接融人社会风俗之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心理发生重要影响。
　　赌博对社会风俗的渗透首先表现在岁时节令的民间习俗中。新春佳节，人们除了宴饮、团聚、祭祀祖先天地、酬拜交游外，一个主要的活动便是赌博。这是与上述诸项活动连成一气，不可缺少的过节内容。北宋禁赌，但每年正月初一，开封府都要出示榜文，允许“关扑”三日，“纵赏关赌，入场观看。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清朝民间，一般大户人家平时严厉禁赌，但到年关期间，却允许小孩仆人玩些小注的赌博，“除夕家庭举宴，少长欢喜，儿女终夜博戏玩耍”(《京师风俗记》)。京师“除夕为三十晚上，黄昏以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聚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燕京岁时记》)。
　　《红楼梦》里的贾府，一般丫头仆妇平时不敢赌博，但正月闲时，阖府皆赌，宝玉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贾珍、贾琏、薛蟠等猜谜行令，赶羊抢快；贾母也是一天到晚与那几个老管家的嬷嬷斗牌行乐；就连贾环也被允许和莺儿掷骰相赌，不亦乐乎。总之，正月里赌博，已被社会所普遍认同，甚至在文人们的笔下被描绘成幽雅恬淡的醇风美俗：“西邻东舍任往还，为斗花牌输几钱，向晚归来重整鬓，看人门内笑扶肩。” (清·王崇简《王正谱俗竹枝词》)
　　到了近代，各地“自交正月，例不禁赌”，此种风俗不仅相沿未改，而且愈演愈甚，从家庭亲戚间小注额戏耍，变成为赌场、赌徒间的狂赌不息，良风美俗蜕化为伤风败俗。如每年旧上海这一时期的报纸都有这方面的棋牌技巧披露，如《申报》就有“赌博形形色色，废历春节之恶，旅馆居家到处赌博” (《申报》1933年2月6日)等报道。旧北京“逢到过旧历年，赌风更盛，各个家庭、商号、旅馆、饭店，无处不在赌博，走到哪儿都是赌场，一赌就是五天、十天的，几乎成了一种习惯”(王子威《赌博弊习》)。除了逢年过节开赌外，不少地方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也有开赌的习俗，如北京就有所谓“耍红白棚”：“北京有这样一种风气，凡是家里办喜事或丧事时，都要在院子里搭大棚，喜事为红棚，丧事为白棚。有些人家由于办事没钱，便想出一种要钱抽头的办法，称作耍红白棚。有点地位的人家，棚一定搭得很早，拆得很晚，前后大约七八天的工夫。主家先要约请久赌的行家来成局，然后约好赌的人们入局。只要开赌的消息一传开，来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此外，有人家大办丧事时，在出殡之前亮杠或等候起灵的当儿，往往也会在路边围起一群一群的人聚赌。以押宝为多，开宝的人，都是赌棍。他们专门打听哪儿有出大殡的，便早早去等候。警察很少管这类事，因为赌钱的都是些抬杠、打执事的穷人，就是抓了也没什么油水可捞，还可能受到上级埋怨。过去有的穷人越穷越赌，结果常常是把卖苦力挣的几个钱输得净光”。(王子威《赌博弊习》)类似风俗不独京、沪等大城市，在广大农村更是极为普遍，如湖北武昌县农村，“旧时，城里商人下乡或帮会人物，遇见婚姻喜庆或开山立堂，便借机聚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保安队及其所谓‘游击队'，在农历初一、十五，到处开堂结拜干兄义弟，借故赌博，盘剥老实农民。有的推牌九，有的抹撮牌（一种84张的纸牌——引者注），还有纸制马吊牌和骨制麻将牌，这些都叫‘牌赌'。另有骰子和铜钱宝，俗名‘宝赌'。”(《武昌县志》卷三十《民俗》)
　　赌博对日常生活习俗影响的大宗是以掷骰、牙牌来行酒令赌酒。据说，此一习俗早在唐代即已流行。“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逶丽入令。”因此白居易有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其中所言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等都是当时酒令名称。这一习俗到明清时期，大行于市井里巷，朱门贵府之中。我们从《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中可以发现其具体情形。
　　掷骰子行酒令的花样很多，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行酒令过程中一般都要说出所掷出的骰谱名，二是根据掷出的花色、谱名来决定谁该饮酒。如《金瓶梅》第六十回写西门庆等人掷骰子令赌酒：
　　沈姨夫向西门庆说；“姊夫，不如这等，请大舅上席不还行过今儿，或掷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词歌赋，顶真麻急口令，说不过来吃酒，这个庶几均匀，彼此不乱。”西门庆道：“妹夫说的是。”先斟李一真，吴大舅起令。吴大舅拿起骰盆儿来，说道：“到位，我行一令，顺着数去，遇点要个花名，花名下要顶真，不拘诗词歌赋说一句；说不来，罚一大杯。我就是一起：
　　“一掷一点红，红梅花对白梅花。”
　　吴大舅掷了个二，多一杯，饮过酒，该沈姨夫接掷。
　　沈姨夫说道：“二掷并头莲，莲漪戏彩鸳。”
　　沈姨夫也掷了个二，饮过二杯，就过盆与韩姨夫行令。
　　韩姨夫掷完，吃了酒，说与温秀才，秀才道：“我学生奉令了：
　　四掷状元红，红紫不以为亵服。”
　　温秀才只递了一盛酒，吃过。
　　该韩伙计掷。韩道国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门庆道：“顺着来，不要逊了。”于是韩道国道：
　　“五掷腊梅花，花里遇神仙。”
　　掷毕，该西门庆掷。西门庆道：“我要掷个六：
　　“六掷满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
　　果然掷出个六来。应伯爵看见，说道：“歌今年上冬，管情加官进爵，主有庆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与西门庆。一面李铭等三个上来弹，顽耍至更阑方散。 ( 《金瓶梅》第六十回《李瓶儿病缠死孽，西门庆管作生涯》）

　　赌博危害社会风气，当然不始于近代。在古代社会，凡是世风萎靡，伦常式微的朝代末世，赌博风气都较盛。它与浇薄恶劣的社会风气互为表里，连带一气，可以说是社会风气败坏的最主要的根由之一。对此古人已有较深刻认识。如宋人认为，赌徒“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不防其微，必为大患”。因此淳化二年，宋太宗下诏，要求官员士大夫充分认识到赌博对社会的危害性，严厉惩戒赌徒，禁止赌博：“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寝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之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常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燕翼贻谋录》)《红楼梦》中贾府里太太少爷小姐无一不嗜好赌博，但对于奴仆丫头一般情况下是禁止的，个中原因也是考虑到因赌引发其他不良道德行为败坏家风。其中，贾母有一段话也是颇值玩味的：
　　你姑娘家，哪里知道这里头的利害？你以为赌钱常事，不过怕起争端；不知夜间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其中夜静人稀，便藏贼引盗，什么事做不出来？况且园内你姐儿们起居所伴者，皆系丫头媳妇们，贤愚混杂。贼盗事小，倘有别事，略治带些，关系非小！这事岂可轻恕？ (《红楼梦》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这里，贾母道出赌博——吃酒——引盗的连带关系，说明赌博是引发律例松弛，盗贼丛生的根源所在，因此赌博“关系非小”。贾府中不少纨绔子弟道德败坏，都无不与嗜赌有关。如薛蟠自进了贾府后，整日与贾珍等人聚赌，贾府内外一般恶少“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 (《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而一般仆人“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玩意儿，不过为着熬困起见。如今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甚至头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的大输赢。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的事”(《红楼梦》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嗜赌之根源在贪欲，因输钱而引发争执，打斗，甚至盗劫，从轻微的社会越轨行为到逾越礼制，违反法律而发生严重的危害社会犯罪行为。这正是赌博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根源所在和逻辑链条关系。
赌博与腐败的社会风气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单向度的，它们之间往往互为表里，沆瀣一气。浇薄恶劣的世风是赌博滋生的温床，而泛滥的赌风又加剧了社会风气的进一步恶化。进入近代，伴随着新的、特殊的社会秩序背景的生成，赌博与社会风气的双向影响、渗透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和动态。由于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与以追逐金钱赌博为人生最大乐趣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和商业精神的萌生，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与都市化潮流对社会稳定状态的破坏：失业、游民与新移民浪潮；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由于社会、历史、自然、人为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包括法律、制度、社会关系、组织在内的整体社会系统工程的残缺与失控；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传统官僚体制的衰朽与新官僚政治的腐败；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伦理、人生信仰的危机。所有这些，都不能不给赌博以可乘之机，既使赌博获得超常规、扭曲化的发展，又反过来以更强有力的势头加剧其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和腐蚀。
　　赌博对近代社会最主要的影响，是与社会恶势力及各种恶习的同流合污，加剧各种社会病的滋生和流行。这种影响当然不始于近代，清雍正帝当年微服私访民间后曾给这种影响恰当的概括：“赌者，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俗之害，诚不可悉数也。”弃业荡产，废行毁德、斗殴争讼、匪类盗贼，种种社会弊端，皆由赌而生，虽不无夸张，但又都实有其事。近代社会亦复如是：“以言国家，则赌政实为大玷，启官吏之贪污，妨人民之秩序，胥在乎是。以言社会，则赌为盗媒，尽人皆知，破人民之廉耻，夺国民之职业，尤为显而易见。以言个人，则赌博之人，几见不受倾家荡家、卖子鬻妻、失范丧身祸者哉？若在妇女，其祸尤惨。以言经济，以资金投诸不生产之事业，既不容于经济原则，况投资金于破坏生产之赌博，扰乱经济，宁有逾此？” ( 邹鲁《赌祸》，见《禁赌概览》 ) 近人对赌祸的这段议论，简直便是雍正帝言论的现代语转译，更足见赌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仅古近相若，而且在近代更有愈演愈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