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赌博行骗作伪之事历代都有，尤其是宋明以后多如牛毛，见怪不怪，但是，赌博中的伪骗风气之盛行，赌徒们行骗手段之奇特，花样之繁杂、道术之高超当以民国为盛。时有所谓“十赌九骗”之说即是明证。
　　民国赌窟黑幕重重，险象环生。地下赌场及街头赌摊的赌博骗局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许多公开的、正规化赌场在许多时候也要作弊行骗，撕下公平合理的假面具以榨取赌客更多的血汗。如民初上海虹口赌窟就配有专门的作伪高手“老千”，在关键时候出来露一手，使赌场永远只赢不输。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赌徒们施展骗术的最好舞台，民国时期的大多数赌徒骗术几乎都渊源于斯。一些号称“翻戏党”的骗子不仅赌术精湛，而且伪装巧妙，无论男女，都极讲修饰，衣着考究，不知内情者必以为他们或是贵家公子或是闺阁名媛。与之相赌，十有九输。还有的以色相诱，张网结庐，诱人上当。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竹枝词中，就有不少反映赌博骗术的篇章，如“世道凌夷诡计多，红男绿女密张罗。都将财色为钓饵，尽有明人落臼窠。” (陈金浩《松江衢歌》)
　　民国赌博骗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无论麻将、牌九、骰戏、扑克，还是花会、彩票、赛马，赌徒们都根据各种赌博形式的特点而创制发明出相应的作伪技巧。他们或在赌具上大做手脚，或在操作过程中巧施手段。较典型者如麻将中之“抬轿”、“脱靴”，牌九中之“掉牌”与“掼杀使骰”，掷骰中之使用“吸铁石”、“捉牛头”，扑克牌中之“十全大补汤”、“倒棺材”等等。
　　麻将骗术中的所谓“抬轿”，是一种常见的作伪手段。主要是两人串通一气，以各种手势暗号欺骗另外两人。所谓暗号就是以口令一字代表一种牌名，需要什么牌就说什么口令，对方听到暗号后就打出其所需之牌。如要东风，就念“打”，西风念“抚”，南风念“拍”，北风念“摸”，中、发、白念“顺”、“湿”、“稳”等。其他牌都有相应的字作代表。所谓手势就是需要什么牌时就作出事先约定好的相应动作，一般都是以香烟、火柴盒摆放在不同的位置而向对方作出某种暗示。赌徒们用这种方法作弊，只要不被行家识破，一般都能行骗成功，十赌九赢。另一种“脱靴”，是一人骗三家的高明骗术。开赌之前，骗子分别同另外三人假意串通，使三人都认为其是自己作弊伙伴而与之配合。赌博过程中，骗子按事先与三人各自约定的暗号主动向三方奉送所需之牌，并故意大输特输。待牌局终了之后，再分头找到三人收取赌金，如果输了的还得另掏腰包补足其所输部分，而赢家则除要将所赢之钱交给其填补输亏部分，有时甚至全部交出还不够，需另外给钱。如此一来，最大的输家反而成了最大的赢家。三个都被一人骗了还蒙在鼓里。如此高超奇特的骗术，不能不令人折服，叹为观止。
　　除了上述两种骗术外，麻将作伪还有“码卡子”、“独把车”、“埋地雷”等等。“埋地雷”即用脚在桌子底下发暗号，使对方发牌。“独把车”是一个人，不要对手也能码卡子，做庄时使用最多，掷出这两粒骰子多半为七对、十一对，六出和十出，或五首等类，以便于做庄，取暗码的好牌而操胜券 (胡是依《解放前的武汉赌场黑幕》，《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3期)。
　　麻将的“码卡子”作伪骗钱，牌九赌博“南生”（即赌博骗子）以此法行骗。牌九中之假很大，许多“南生”都有弄假之技术，如“码卡子”，平日把牌九认熟，看清纹路，牌九扑着能看得一清二楚，他自己做庄先打骰子。他们赌对找一个对象，为“红帽头”，其他是捧场的“迷子”。打骰子要有技术，要是“红帽头”压在那一门，骰子可以打原点。仰牌总是庄家的牌比“红帽头”的大。真是十赢九不输。旧上海的“牌九郎中”，其在牌九赌博过程中以“认牌”、“掉牌”、“使骰”等一整套作弊技巧，每每得手，骗人钱财。所谓“认牌”，即在 32张牌上做手脚，或在牌的背面上作只有自己能看得清、弄得懂的暗记，或者在制作牌时便以“对筋”（每一对牌用一段竹子做成）、“准头”（认准每张牌口边所镶之准头）等办法使之好认易记。这样在斗牌过程中不翻看牌就能认出所有牌，整个牌局对他人是未知，而对牌九郎中来说则是明白如镜。再加上在赌博过程中采用一系列作弊手段，如掷骰子时，使用灌有水银、象牙粉的骰子，需要几点便能掷出几点。取牌出牌时，或将所需之牌事先藏于衣袖之中（称之为“袖箭”），需要时取出调换；或者在码牌时放置适当的牌，在玩牌过程中随时调用（“攉跳”）；或者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魔术般手段当众换牌、挖牌（“拍准”、“挖角”）。牌九郎中采取上述手段作弊，大多能呼风唤雨，输赢自定。
　　扑克牌的赌博骗术也很多。当时上海的“拆白党”发明了一种“倒棺材”的手技。用一只活动的小板桌，一条毛巾，一个镂空的小木匣，两块“梅花”和“人牌”，显出一黑一红的颜色。此辈以娴熟的手技，在桌面上翻覆作弄。一般开始时，都由同伙伪充赌客下注，且大都是伪赌客赢钱，这样便招引不少看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见只有“梅花”、“人牌”两门，很容易的，又见伪赌客总是赢，于是经不住诈骗同伙们的撺掇，加入下注。下注时明明看清摆进去的是一只“人牌”，可是开出来的却是“梅花”。就此一直赌下去，越输越多，直到掏光腰包走路。与之类同的还有“押双羊”：取三张牌，两张 A，一张K，押中K，庄家赔钱。玩此骗术时，庄家右手拿一张，左手拿两张，右手一张是K，先给赌客看明白，然后时快时慢地不停调换，赌客明明看见其将K放在右边，便下注，但结果却是在左边或中间。当时参加这种赌博的多是小贩、苦力，输光破产者数不胜数，不少人还因此走上了绝路(马健行《老上海五十年见闻》)。武汉在抗战胜利后，打“梭哈”为最时髦之赌法。其时有一种称之为“原子弹”的骗术。“有一个叫小游的青年人，胜利后回汉，挂的空军少校军衔。他打‘梭哈'用‘原子弹'骗钱，武汉许多‘通家'被他所骗。他的打法是有一个下手，将牌做好，以台面上之钱多少为对象，将牌由下手做成让对象拿到‘顺字或同花'，他自己是‘富而好施'，又名‘富老'。下手将码好之牌发他，使台面上对家的牌比他大，而且他的底牌只一张，引起对家自动将台面上的钱梭光，于是仰牌一看，结果比对方大，一下子对象输光。这就叫作‘原子弹'。”(胡是侬：《解放前的武汉赌场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