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宗族从传统的儒家治家之道和维持家族财产利益的双重角度出发，都无一例外地对赌博持抵制态度。其禁赌举动主要体现在通过“家训”、“族规”、“乡规民约”等约束、惩戒家族成员参予赌博。在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的治家文献中，都可以发现禁赌内容。《颜氏家训·杂艺》说：“家语曰，君子不博，其为兼行恶道故也。论语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然则圣人不用博奕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有时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肃、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宋朝范仲淹亲拟的《范氏义庄规矩》中规定对包括赌博在内的恶习予以严厉惩戒，族中子弟如初犯“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南宋知名学者真德秀任泉州、潭州、福州太守时，亲撰《潭州谕俗文》，告诫乡里按照传统道德规范，兴利除弊，其中也谈到禁赌：“赌博不戒，多至为盗。游手浮浪，久必困穷。”元代王结曾作《善俗要义》，将种种“勤农桑、正人伦、原风俗、远刑罚”的设想推之于乡村里坊。其中第二十九条专谈“禁赌博”：
　　人之营治生理，各有常业，能安其分，衣食充分。近年所在贫民为资本不多，利息微细，凡交易诸物，不肯依理货卖，辄行用钱赌博，妄意一胜以图获利之多，而买物之人亦思侥幸，共争胜负。似此愚民，岂有家业增充，但见贫窘日甚，而又触冒禁条，重负刑责。又有游荡无赖之徒，专以赍持钱物共为赌博，胜者则视为易得之财，非理费用，负者则思为报复之计，再破家资，一胜一负，各致穷空，皆化为盗贼矣。今后仰随处社长及人家父兄，各宜以此劝谕社众，训教子弟，依理勤谨治生，勿得照前妄作。若不悛改，更仰申报官司，依法惩治。
　　近代，许多家庭、家族在家规、族规和“乡规民约”中，都有禁赌条文。同治年间，四川会理县蔡氏祠堂还专门立了一块禁赌碑，申述赌博危害，训诫族人“永远禁止”。清末《吉林他塔拉氏家谱》《家训》中规定，族人中如有引诱同姓子弟赌博者，族长有权重责不贷。山西平遥的冀氏宗族，其宗谱家训对族人行止规定列有“饬伦纪、睦族党、重宗词、修坟墓、训子弟、肃闺门、遵律例、急输将、勤职业、汰奢侈、禁酗酒、严斗殴、息争讼、戒赌博、禁无类（无赖）、黜异端”等类目。清末民初，湖北麻城中馆驿《彭氏宗谱》也有明确的禁赌规章：“不孝子孙重责；不尊敬长者受罚；不安本份，偷鸡摸狗者不许祭祀；活拆童婚，致伤名教者入祠鞭斥；卖良为贱，不顾名义者，逐出族外；演淫聚赌，败俗伤风者入祠重责；砍伐祖林，侵吞祖产者，入祠议罚。”与麻城彭氏家族重责赌徒稍稍不同，蓝田吕氏家族对违反族规进行赌博者以规劝为主，惩罚辅之。《吕氏乡约》规定，族众每月一会，大家各述所闻，进行检讨批评。如果有人不孝不悌、侮慢尊长、酗酒赌博、辞讼斗殴、游戏怠情、播弄是非，则提出批评，互相规戒。对于犯上述过失。屡教不改，还强辞夺理，则由族长处以家法。
　　村社基层组织主要是保甲组织，按照清朝《户部条例》的有关规定，也负有禁赌职责。“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好拐、私铸、私销、私盐、踩曲、贩卖硝磺，并私立各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责令志司查报。” (《清史稿·食货一》)对于那些违犯法律，有斗殴、盗窃、赌博行为者，保甲长都要如实上报政府严办，并且将人户列入另册，予以特别监督防范。村社组织的禁赌除了上述“治”与“惩”外，还有着眼于“防”的一面。民国时期，许多乡村采取乡规民约形式禁戒村民赌博。如山西实行村政建设时，许多村都有这样的规约：“某某村公议禁约如下：不准贩卖金丹洋烟，不准吸食金丹洋烟，不准聚赌窝娼，不准打架斗殴，不准游手好闲。”(《山西政治述要》，转引自柳冶微《中国文化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家庭、宗族、村社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其所采取的禁赌措施具体、细致而且生活化，因此一般都能收到实际效果。一般而言，在那些能真正恪守封建礼教，家教谨严的封建大家庭里，其子孙后代嗜赌者较少。而族规严整的豪族大户，赌博习气也难以驻足生根。清末民初，广东近代赌风肆虐，几无一地可免，但“九江朱氏合族向来无赌，每次开赌，皆陈情说免，言所以保朱九江遗族，悉准之，可称最善良之地焉” ( 邹鲁《赌祸》，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禁赌概览》， 1936 年出版 ) 。

　　社会组织、团体的禁赌带有自发、自律性质。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从易风俗、开民智的角度出发，纷纷成立一些改良风俗的社会团体。如戊戌时期的不缠足会、戒烟会等。有些社会团体明确禁止会员赌博，如湖南的“延年会”规定“入会者非遇休息日不得博奕”。谭嗣同曾列举了自我耗费时日的诸种不良恶习，赌博即为其中之一：“为戏于叶子，丐灵于五本，诗礼之儒俯侪博徒，晋绅之贤乃类争夺。” (谭嗣同《延年会叙》，见《谭嗣同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辛亥前后，各地自治公所、自治会、商会、商团等社会团体、组织十分重视移风易俗，纷纷要求禁赌。有些帮会组织在革命党人的熏陶感召下，也加入禁赌行列，如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就曾出面，对醴陵地区赌博活动作限制与规范。当时该地渌口镇有赌窟数十家，赌徒输光钱后，行凶抢劫，扰乱治安，商民深为忧惧。于是由商会请马福益出面加以解决。马福益在与各会党头目协商后，商订了五条密约：一、赌博者不得作假及诈骗；二、不得行凶打架；三、遇有争端，须由大家公平处理，不得徇私袒助；四、绝对禁止抢劫与拐骗；五、离市二十里内不准盗窃。以上密约实施后，禄口市面秩序暂时得以稳定。马氏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得上禁赌，只能说是对赌博行为予以规范化。它反映了帮会组织对赌博既利用又限制的矛盾状态和历史的局限性(饶怀民《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1992年版)。五四时期，一些新型知识分子成立的社团，不仅对会员有禁赌要求，而且以改良旧习俗、建立新的文明的社会风尚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宣传禁赌。如前述毛泽东之“新民学会”及“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之“进德会”、恽代英之“利群书社”等无不如此。
　　如果说，近代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社会组织、团体的禁赌主要是内部成员道德自律，着重于思想宣传发动，是近代禁赌的温和“改良派”，那么，北伐战争时期，各地农民协会大张旗鼓地烧赌具，捉赌徒，以严厉的手段查禁赌博，则无疑属于近代禁赌的“革命派”了。以湖南省农民协会为例。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
　　其他地方的农会也同样展开声势浩大的禁赌运动。陕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严禁烟赌决议案》，请求政府严令禁止农民种烟、吸烟和赌钱，违者严惩。决议还要求各地农会，严拿吸烟、赌钱者，酌量处罚，并将农会内烟、赌分子严加淘汰，纯洁队伍。农民协会禁赌之风所过之处，赌徒纷纷敛迹，赌风自然消遁。
　　近代一些社会组织、团体在配合政府禁赌方面也曾发挥过作用。民国 25 年广东禁赌时，广东省基督教会、教育会、校员联合会、小学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广州市总商会、华侨工业联合总会等团体纷纷响应，联合发表禁赌文告，组织会员上街巡行宣讲，并协助政府“搜集及广布赌博为祸之实据，劝导个人戒除赌博，造成反对赌博之舆论，联合各界团体，共作拒赌之运动” ( 《广东省教拒督会总章》，《禁赌概览》，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印，民国 25 年版 ) ，使政府的禁赌主张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动禁赌运动的顺利进行。

　　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社会控制系统在对赌博这一社会问题的禁止和治理上确乎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和经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内收到了扼制赌风蔓延的效果，可以这样认为，传统中国尽管赌博之风代有未绝，但并没有衍为全民性的赌博狂迷，赌博也一直没有被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所认同。因此，从这一点上看，传统社会控制所作的禁赌努力功不可没，值得一书。
　　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是，中国历代赌博屡禁不止，时禁时弛，禁而难禁。人们禁绝赌博的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关于文化方面的原因，我们已有专门论述，这里，我们截取近代这一历史横断面，仍然从社会控制系统的角度对其稍作分析。
　　首先，权力控制系统的混乱和腐败严重干扰了禁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禁赌不仅在条律规定上存在着处罚过宽（如民国刑法规定，赌博者仅处 15元以下罚款或一星期以下的拘役）和执法不严的弊端，关键是操纵法律机器的近代官僚机器腐败而造成有法不依，使禁赌法律徒有其表。北洋军阀时期，各地表面上禁赌，但许多省的督军都各行其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捉赌又放赌，视法律为儿戏，使法律的严肃性荡然无存。民国中后期，有些省份在执行禁赌法律时，由于吏治腐败，民风浇薄，禁赌法律的主体“禁赌”得不到执行和实施，而诬告、贿赂等歪风邪气却借此盛行，好端端的法律被“念歪了经”。如40年代广西省禁赌时就出现过此类现象。二是近代政权更迭频繁，权力控制系统的无序性妨碍了禁赌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前一个政权制定的政策往往被后一个政府所否定，政权交替过程中所出现的权力真空也给赌博泛滥造成机会。这种状况在广东表现得尤为明显。广东自清末至民国25年，曾数度实施禁赌，但屡禁屡弛，与权力系统无连续性极有关系。宣统3年，总督张鸣歧颁布广东禁赌条例，实行禁赌，但“是年八月武昌首义，清社遂屋，其禁赌政策之无良好成绩，自不待言”(黄霖生《广东禁赌之回顾与检讨》，《禁赌概览》)。辛亥革命以后，胡汉民、陈炯明分别执掌广东军民二政，严厉赌禁。但民国2年，“讨袁失败，龙济光督粤，与李鸿章之孙巡按使李国筠，借口救济广东水灾，如是复开山票、铺票”(邹鲁《赌祸》，《禁赌概览》)。“至此良好成绩，等于‘昙花一现'，殊为可惜”(黄霖生《广东禁赌之回顾与检讨》，见《禁赌概览》)。民国4年、5年，陆荣廷、陈炳先后督粤，大开赌禁，虽有不少有识之士据理反对，但无济于事，“斯时军阀盘据，正欲开赌筹响扩军以树势力，则禁赌之不能成为事实，固属意中事矣”（黄霖生《广东禁赌之回顾与检讨》，见《禁赌概览》)。民国9年，陈炯明击败桂系，重返广东主政，复行禁赌，其时“不特番摊牌九等赌消灭净尽，即家庭间之纸牌雀牌消遣，亦为之绝迹”。但不久陈炯明叛变，滇桂军入粤，广东又呈混乱局面，赌博又卷土重来，“观是次禁赌虽有成绩，然亦不能持久，殆由人民之不能觉悟赌博之害，难自动禁戒，故政局一变，赌祸即为之复活”(黄霖生《广东禁赌之回顾与检讨》)。民国14年，国民革命军平定滇桂军之乱，孙中山训令广东省政府严厉禁赌，于是“百粤阴霾，为之一扫而清”。然亦好景不长，不久孙中山逝世，北伐战争开始，广东复开赌禁，重现往昔混乱局面。民国25年，广东又开展大规模禁赌，且收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但不到二年，即民国27年(1938年10月），广州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广东赌潮又复泛滥。日伪政权鼓励和支持赌商承办赌博公司，并美其名曰“第一娱乐捐”。广东禁赌之不能坚持，是近代政治混乱和无序最为典型之例证。时人对此即有中肯之见，“广东之赌博既盛，故禁赌亦屡见，煌煌告令，赫赫法规，在当时非不令民望而生畏，如烈火之不敢犯，乃不久而声沉影渺，云散烟销，终不能收永久肃清赌祸之效，其故一由于时局环境关系，甲主严禁，乙主放弛，一以执政者之意见依归；一由于人民之不能彻底觉悟，遇禁则阳奉阴违，遇弛则推波助澜，此赌之所以不能永远根诛，诚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情景也。”(《广东省禁赌之回顾与检讨》)
　　其次，家族、保甲等基层社会控制功能减弱妨碍禁赌。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兴起，国民法制观念意识逐步增强，对传统家庭、宗族社会控制功能造成巨大的冲击，家庭、宗族通过家训、族规等准法律形式对其成员作社会行为规范、约束的作用也就大大减弱，族众犯规之后，族长的法律裁断也往往失去权威效力。因此，禁赌之类的家训、族规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助长了乡间赌风的蔓延。而维系家庭、家族的精神支柱——封建纲常伦教已没落蜕变成虚伪空洞的说教，已失去实质上的教育感化功能。不但一般族众离经叛道，作出不少越轨举动，就是往昔道貌岸然的家长、族长也阳奉阴违，另行其事。“封建家族关于正风澄俗，整顿社会风气，禁止子弟族人沾染恶习等主张，大多数家族势力没在行动上做到，这些主张同它们的宣扬者的行为是脱节的。例如：家法族规都规定要革除嫖赌恶习，而许多族长、族绅，包括那些家训族规的撰写者自己往往是三妻四妻，嗜赌如命。”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杜，1992年7月版)另外，近代整个社会大环境对家庭、家族社会控制功能的冲击。与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独立的家庭、家族不同，近代家庭，家族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和沟通日渐密切，家庭、家族不可能再像往昔那样固守一隅，封闭自禁。外界社会的新鲜空气冲淡了封建家族腐朽沉闷的气息，使家族这个封建堡垒与近代社会发生认同。这是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社会上腐败落后的东西也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家庭、家族，使其古老淳朴的家风受到破坏。广东九江朱氏家族数代禁赌，是赌风猖獗的广东一块罕见的净土，但民国以后，受大环境之影响，亦开赌禁，“朱九江之乡，向无赌博，现亦破坏一切矣”(《广东赌祸历史》，见《禁赌概览》)。
　　第三，道德、舆论等非强制性社会控制系统陈旧、衰朽，难以发挥社会治理功能。近代许多禁赌言论尤其是民间禁赌言论，所依凭的都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这些说教明显与时代潮流不合拍，起不到震撼人心、警世劝人的社会教育作用。如“赌博钱，一阵烟；生意钱，在眼前；庄稼钱，万万年”，显然是传统“重农贱商”、“重本抑末”观念的形象化体现。这种说教在古代农业社会也许能够奏效，但在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繁荣，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追逐一本万利的商业利润的社会环境背景下，这种教化不但于禁赌无补，反而有可能煽起赌徒无本求利的贪婪欲望。近代新式舆论虽然避免了这种过于陈旧、狭隘的道德劝诫，但其弊端也同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