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赌博，人们总不免将其与市井中人、帮会无赖、商贾政客连在一起，很少想到清雅狷介的士大夫也会涉足赌界，甚至沉湎其中的。的确也有不少文化人以卫道者自居，认赌博为不耻，“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 (魏·韦曜《博士论》)因之“圣人不学，学者不览”(唐·李翰《通典序》)。
　　但殊不知文人们也并非桃园之人，方外逋客，也是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尤其是中国博文化有博弈共处的传统，士大夫中间以六博、格塞、棋奕为雅尚者不少，如果碰到责难或者有心理不平衡之时，就会搬出孔圣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论语·阳货》)的箴言，或防人之口，或聊以自慰。于是，千百年来文人们参赌聚赌之事时有发生，不绝如缕。
　　考察传统士大夫参赌聚赌的历史现象并究其原因，除了上述一般性人性因素以及文人们特有的“雅尚”外，似乎都与社会变动相关，无论六朝、唐末还是晚明，都是朝纲紊乱，名教式微，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在这些特殊时期，士子们参赌成风自然有特殊的内涵，远非一般市井细民“唯胜是图”所能涵括。对于他们来说，赌博或者是一种对于名教束缚的抗争与发泄；或者是对于社会变动、英雄末世的彷徨与无奈；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嗜好，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于案牍劳形之余特有的消遣方式。
　　魏晋六朝的士大夫们在礼崩乐坏、社会稳定平衡状态被打破的特殊环境中，大都逾越礼制，放浪形骸，表现出一种随心所欲、适意潇洒的生活态度。这种士林风气在赌博活动中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袁彦道与桓宣武赌樗蒲，稍不顺意，即“厉色掷去五木”；而桓南郡“与诸兄弟各养鹅共斗”，其鹅每斗皆输，一怒之下，竟在夜晚潜入别人家鹅栏中，“取诸兄弟鹅悉杀之” (《世说新语·忿狷》)。
在他们那里，博戏之游戏规则被视作儿戏，越规逾制已近似无赖。
　 　魏晋六朝士人赌博，其赌注不仅都下得很大，也很奇特。但他们在赢后，处理赌注的方式却很有趣，体现出放达随意的典型的魏晋风度。谢安与谢玄虽以别墅作赌，其赌注不可谓不大，但其目的并不在赌钱物，仍然在于追求一种潇洒倜傥的士族风度。赢了别墅，又随手送给别人，简直视金钱为粪土，何等洒脱，何等达观！
　　在魏晋士人那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能充分舒展自己的性情，什么纲常伦理，什么世俗忧乐都可以置之不顾。
　　前线将士击败了来犯敌军，正在下围棋的谢安竟“了无喜色”，不经意地将捷报随手丢在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而阮籍母亲病殁，得到报丧的噩耗后，竟仍然要求对手“留与决赌”。这些将喜怒甚至纲常人伦置之不顾，在常人看来是怪诞不羁的行为，其实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表现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即刻意追求名士声名和企图摆脱凡世间一切世俗束缚，而追求一种脱俗与狂放的人生与日常生活意态。从史籍对谢安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刻意”痕迹。谢安将战报“便摄放在床上”、“徐答”等动作，矫情做作，强掩内心喜悦之情态跃然纸上，而“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于人后竟得意忘形，则进一步反衬出那种追求名士声名，刻意掩饰喜怒哀乐的虚矫做作。所以《晋书》作者对谢安评价是“矫情镇物”。阮籍的“不以己悲”是另一种类型，他把丧母之痛在人前深深地掩藏起来，而用“决赌”、“饮酒”等逾越礼制的行为来表示对世俗名教的不屑与抗争。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悲不痛不孝，“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可谓动人心魄，感彻肺腑。因此，相比之下，阮籍的脱俗与狂疏较之谢安就来得自然、真切，既是一位脱俗与疏狂的典型魏晋士大，同时又是一个不失真性情的铁血男儿。
　　总之，不管喜也好，悲也罢，博场上展现出来的魏晋士人形象，只不过是儒学式微、释老流被社会文化氛围下的“魏晋风度”的一种缩影，对此，鲁迅先生有过深刻论述：
　　汉末士流，已重名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距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民气雄劲，士林间弥漫着一股乐观、开朗、豪迈之风。“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 (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同样是赌博，尽管它仍然保存魏晋名士笑傲权贵、蔑视世俗、注重声名与追求现实享受等流韵余风，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大有差别。李白与杜甫，两位杰出诗人都十分欣赏刘毅那种“家无儋石输百万”的英雄胆略和气概。“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李白），“冯陵大叫呼五曰，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杜甫）。这实际上是盛唐时期士大夫阶层渴望建功立业、博取功名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折射。在盛唐士大夫那里，赌博已不是有些魏晋士大夫矫情与博取名士声名的工具，而是一种单纯的嬉戏与游乐，“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博戏与饮酒赋诗同样是人生的主要内容，因此，无论是骆宾王的“好与博徒游”,(《旧唐书·文苑传》)，陈子昂的“尚气决，弋博自如”(《新唐书·陈子昂传》)，还是崔灏的“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旧唐书·文苑传》)，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只不过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表现。“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杜甫)，“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这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畅意！展现出盛唐时期社会上升时期士大夫对日常生活的热情和世俗社会相认同的春光明媚般的健康心态。

　　与传统士大夫一样，近代知识分子参赌嗜赌亦不在少数。晚清以至民国的不少文化人介入赌博，在心理、态度、行为方式诸方面都与他们的前辈没有多少差别。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与时代的变化没有施加任何影响。相反，在某些参赌的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所折射的时代特色还相当明显。如同是因消解苦闷而陷入赌博的泥沼，但其苦闷的内涵却与传统士大夫有所不同；因为消遣而作方城之戏，但消遣时的心态、意趣竟与旧时文人大相异趣。先说晚清的两个例子。
　　龚自珍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其学问道术、操行节守历来为世人称道。但此公却也有竹林之好，而且是赌场上的一位常败将军。据记载：
　　龚定庵嗜博。尤喜摇摊。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时杭州盐商家，每有宴会，名士巨贾毕集，酒阑，辄于屋后花园作樗蒲戏。有王某者，是日适后至，见龚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行云，有萧然出尘之概。王趋语云：“想君厌嚣，乃独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龚笑曰：“陶靖节种菊看山，岂其本意，特无可奈何，始放情山水，以抒其忧郁耳。故其所作诗文愈旷达，实为愈不能忘情於世情之徵，亦犹余今日之拂水弄花，无以异也。”语此，复云，“今日宝路，吾本计算无讹，适以置资罄，遂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惜无豪杰之士假我金钱耳。”王本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赠之。偕入局，每战辄北，不三五次，资复全没。龚甚怒，遂狂步出门去。 (《清稗类钞·赌博》)
　　从上述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龚自珍对赌博是极认真的，每赌之前，都要精密推算一番。但是其赌运与他的人生命运及他所处的时运、国运一样，却是极为不佳，可谓命乖运蹇，常输不胜。像定庵先生这样一位志行高远“萧萧然有出尘之概”的人为何会对赌博迷恋至此？恐怕既非为了一博钱财，也不是官运亨通、志得意满后的潇洒和消遣，极有可能如他自己所暗示的与“抒其忧郁”有关。考之龚的身世及诗文，我们即可发现其言不虚。定庵先生的“忧郁”，既有类似于传统士大夫对怀才不遇，屡试不第（“屡上春官不第”，“道光已丑成进士，以不工书，不得入翰林”［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 1986年版］)个人遭际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还是近代知识阶层对民族危机和社会更迭的一种忧患意识。在其诗文中就充斥着“幽恨满词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之类的词句。他虽然曾经勾画过未来社会的蓝图，曾经提出过御敌防边的良策，也寄希望于“山中之民”起来改造旧的社会：“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但这些都只是纸上议论，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议论而有所改变。于是只有忧郁，只是苦闷，只有沉湎于博场，去解脱，去沉醉。然而，定庵先生不是陶渊明，也不是谢安、李白、韩退之，其性情并不恬淡，手头也不阔绰，因此不能把输赢淡然处之，一旦赌输，便更加重其郁闷与不快，结果自然是“怒甚，遂狂步出门去”。
　　与龚自珍相反，另一位文人赵菁衫倒是赌运亨通，常胜不负。《清稗类钞》载云：赵菁衫观察清才硕学，为道、咸一代文宗。而嗜博成癖，术亦绝精，常胜不负，人至莫敢与角，则贷钱与之，负则再假，不责偿也。一日不博，若荷重负。自幼已然。太夫人忧之，恐将败行荡产，以孤幼，未忍峻责，或进曰：“若博而不废读，无妨纵之，久之术精何患便毁家。设术疏而好笃，则为患烈矣。”因听其说，遂得博，读益愤，少年掇高第，产亦得无恙。自言博之道，通乎《诗》、《书》，其要义则在大《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二语也。
　　赵氏之于博戏似乎可归于传统士大夫所谓“雅尚”、“消闲”之类。有趣的是，他虽迷恋赌博，但既没荡产，亦没败行，更不废读 ,可谓赌博功名两不误。这似乎不合于“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古训，但两种极其对立的东西恰好在这位文人身上得到奇妙统一，这是否透露出近代知识分子一种新的道德修身观，尚待推测。但值得玩味的是赵菁衫本人对赌博的看法，他之所以沉湎于斯，且毫不自惭，完全是出于他对博戏的一种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他将博弈之道与《诗》、《书》、《易》贯通，从中体会出宇宙与人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深刻意趣，俗不可耐的市井博技竟被玩出一种清雅幽深的味道，这种境界岂是一般博徒所能轻易达到的。
　　像赵菁衫这样的文人大概属于“赌品”高尚之类，但并非所有参赌的近代文人都有赵氏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悟性和才识的。在更多的文人那儿，赌博可能仍然还原为一种游戏，一种争胜。梁启超是一位道行较高的人，他有“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传世，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旁口授完成的，这充分说明赌博（麻将）作为游戏对他的吸引力。梁启超先生说：“读书兴趣浓厚，可以废寝忘食，还有工夫打牌？打牌兴亦不减，上了牌桌全神贯注，焉能想到读书？二者的诱惑力、吸引力，有多么大，可以想见。”清末民初像梁任公这样对方城之戏有兴趣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辜鸿铭闲来无事也是喜欢叉上几圈的，不过据说是一位“光绪（光输）皇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包天笑旅京，落脚于邵飘萍家，因无事可做，便与邵夫人邀潘公弼、徐凌霄在邵公馆经常打麻将。民国中期，也就是 30 年代，文人们闲暇之余或三两好友聚会之际，都有方城之战作为点缀，像徐志摩、萧军等都是其中干将。据说徐志摩的牌还打得相当漂亮。梁实秋说，麻将贵在临机应变，出手迅速，同时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有如谈笑用兵。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麻将就怕“长考”。一家长考，三家暴躁 ( 梁实秋《麻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