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特级大师塔尔属于明确表现出战术倾向的棋手。他总是寻找棋手的‘外科’的局面决定，并以深远而精确的计算来加强它。塔尔本人总是强调自己属于“计算’型棋手的范畴。
    塔尔文章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能够探察到杰出特级大师的创作活动。
    每一位高级别的棋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手法，自己的弈战风格。因而在终局后分析与自己结识不久的对手的棋局时，常会对双方思路的截然不同感到很吃惊，而在最后的计算中努力的目标又是一样的:寻找最强的续着。
    观察特级大师们如何分析刚刚结束的对局很有意思。例如月·布龙斯坦和A·波卢加耶夫斯基。分析通常是默默地进行;他们迅速地把子重新放到盘上，展示那些费解的变着。似乎可以说，这些棋手是最有计算倾向特点的代表。他们一丝不苟。没有一条棋弈定律会不经具体证明就被他们接受;一切都藉各种各样的演变予以论证，这些演变的结果必须能够证明或否定局面的假设。
    但是此外还有为数很多的高级别棋手，他们在对局过程对某些变化的计算花费的时间却并不多。
    这种倾向的最鲜明的代表勿庸置疑当推鲍特维尼克。他给人的印象是，对每一局面他都有自己的钥匙。我们曾共同分析1960年世界冠军赛第9局时的情形，至今我印象仍很深刻。
    在卡罗一卡恩防御的一个变着中，我实施了在家预备好的一个有趣的弃子.它在第19着之后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在终局时，我展示了我认为非常引人入胜的强制性变着。米哈依尔·莫伊谢耶维奇听完了这些(依我看只是出于丰貌)，而后说道:“这些都对。我开始也担心弃子，然后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只须兑车，而仍保留着后”。
    我对这种“说法”很感吃惊。局面评价对我好像太抽象了。但当我们继续深人这个局面的分析时，我开始坚信鲍持维尼克绝对正确。假使我成功地兑后，白方的兵便会比对方的马强大许多，而在黑方的后存在的情况下它能协同马一起对白王制造令人不愉快的威胁。
    当然，对待局面决非仅用概括的方法就足够了，因为在比赛过程中不能不注意具体变着的计算。
    布龙斯坦是这样，波卢加耶夫斯基是这样，塔尔也是这样—同时我也把自己归人“计算型.的棋手—在自己的计算中他们总是着重研究某种局面.同时给它以一定的评价。如同鲍特维尼克在自己的记录中有大量的对局，其获胜的原因正在于深远的和精确的计算。
    很遗憾，能获得计算和判断组合两者绝对平衡的棋手并不存在(可能.幸运的话很快会出现)。
    我可以援引不少自己的以及同事实战中的例子，他们因迷恋这些成分之一导致悲惨的结局。
    在第比利斯苏联第32届冠军赛上，前世界冠军B·斯梅斯洛夫几乎在每一局中的第25-30着之前就获得了很大的优势，纵然算不上决定性的优势，尽管他的对手并没有犯明显的错误.然而在斯梅斯洛夫的优势中已几次出现胜机。问题是，当实现既得优势的时刻到来时，避免具体的计算是不可能的，斯梅斯洛夫始终属于明显偏重于局面总评的棋手之列(在这次比赛中他尚未处于较好的状态)。
    我记起，在我和斯梅斯洛夫的一些对局中，当我处于严重的困境中，不得不开始明显不正确的战术斗争时，我的内心只有绝望。令我惊讶的是偏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带来了成功。

来源：网上现金棋牌游戏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