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史上争妍斗奇的谋略之花，曾经结出过累累的胜利之果。谋略为何有如此巨大约奇效?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饶有兴味的间题，一直激动着军事家们的心灵，吸引着军事家们去探索。
    关于谋略，兵圣孙武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孙子·计篇》可以看出:他在论述了据以预见胜负的“五事”、“七计”之后，提出了‘势者，因利而制权”的命题，强调根据利益大小而采取相应的谋略.这就使我们朦胧地意识到，在孙武那里，所谓谋略，可以说是主客体信息的化合，是在主体能动地认识客体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在孙武之后，许多人对谋略下了定义。孙膜说:“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孙殡兵法·威王问》吴起认为谋划的目的就在于避开不利条件.发挥有利因素.他说:“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司马法·定爵第三》指出:“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能大能小，可刚可柔，三或五变化不一，众与寡视情而用，凡百事都权衡斤两、分析比较，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权谋)。《六韬·文韬·六守2则说，“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处理事变能够应机不穷，那就是心中具有智谋的表现)。以上这些，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谋略的作用、内容和表现，但似乎仍未触及谋略的本质.只有《尉缭子·战权》对此讲得比较明确:“战权在乎道之所极”.在这里，“道”指道路，引申为规律，“极”为屋顶之横梁，含有顶点的意思.这句话是说，战争谋略在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到了明代。王守仁有“谋贵从时”之说，认为谋略必须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国第一部谋略专著《三十六计》，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把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说:“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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