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大量人口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在村镇间或涌向城镇地区从事农业以外的手工、商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这就雍正帝所说的“游惰”之民，在这一部分人口中，“闲散”人员增多，赌博极易滋生。赌博方面的上行下效，也促进的赌风的漫延，从贵族官僚到乡村士绅，多有参预赌博者，如大学士陆陇其在“与各乡绅劝戒赌”告示中所说：“赌博一事，实民间大害。然而有司不能禁也，禁之其心必不服，何也？彼见乡绅士大夫皆聚而为之，而有司所禁者，独此蚩蚩之民，宜其心不服也。”[[47]] 在此种情形下，所谓禁赌，难见其效。此外，在长期应付查禁的过程中，清代赌场或赌博组织者，已形成一套对付查禁的办法，“聚游手，隐屏而为之报信者，谓之“走水”，交驰于道，数十里内，呼吸通也。”[[48]] 这里的所谓走水，就是专门对付查禁者一种办法。

    晚清时期，赌博已成泛滥之势，禁无可禁，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光绪十一年（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首倡驰“闱姓”赌博之禁，开征赌捐，为捉襟见肘洋务活动开辟财源，不久他又在湖北开征所谓“签捐票”，

迨湖北签捐票出，事事以官法部勒之，而局面为之一变。商办者开彩时，所司登记号码，喝报彩目之人，仅公司一二小司事为之。湖北则由总督委司道代办其事，以示郑重。翎顶辉煌，冠裳璀璨，遂令若辈骤增身价焉。[[49]]

应当指出的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开征赌捐，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筹和控制赌博业，而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活动筹款的权宜之举，但在法律上，它却使禁赌法令走到了其自身的反面。至此，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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