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繁盛的时代，既有传统的赌博项目，也有新创的和从国外传来的赌博方式，参预赌博的人群更是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同时，清代也是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律例中对于各类人员参预赌博，及开设赌场、生产和制造赌具，均有严格的惩处规定。这样一种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表现出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学术界对此迄乏研究。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讨论。

一

       康熙时著名文人王士禛曾说到江浙一带地区，有所谓“吴俗三好”，其中第一好就是赌博：“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1]] 打马吊赌博排在一个地区习尚之首，可见清代至康熙时期赌博风气就已经十分盛行了。清代赌风之盛，概括来说主要有二个方面：

第一，清代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既有传统的赌博方式，也有新创的方式，还有从西方传入的方式；有极富民族特色的方式，也有体现地区特点的方式；有极其雅致的方式，也有非常简明直接的方式。

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清代仍有遗存：“投壶之法，乃东汉蔡遵所制。……予在都时，与同人酒闌之时，曾投数次，今多年不投矣。”[[2]] 清代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成型于清中期，至晚清盛极一时：“麻雀亦叶子之一，以之为博，曰叉麻雀。凡一百三十六，曰筒，曰索，曰万，曰东南西北，曰龙凤白，亦作中发白。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光宣间，麻雀盛行，逮乎诸侯士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其穷泰极奢者，有五万金一底者矣（一底犹言一局）。”[[3]] 清中叶以后，从国外传入的赌博方式如扑克、赛马、赛狗、打弹子和彩票等，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扑克，欧美叶子戏之总称，有种种名目，亦以纸为之。……达官贵人之豪赌，以此为最，一掷万金，日夕数次者，时有所闻。富商巨贾，渐而效尤之，京师、天津、上海、汉口皆盛行。”[[4]]

以射为博可谓极富民族特色，此种赌博由来已久，清代满族以骑射立国，此风更盛，。皇家常有演练时较射之事，不独武将，文臣也有参加的，为一时之风气。“赌有禁，惟以射博者无禁。京师人家有大书于门曰：‘步靶候教’者，赌箭场也。然往者寥寥，且仅于嘉庆以前有之。”[[5]] 它是清代有特色的赌博项目之一，乾隆初曾就此制订了专门的处罚办法：“旗人操演射鹄者不必察禁外，倘有特开赌场抽头，及容留不射箭买局卖局之人并大赌银钱者，即行缉拿交部，照开场赌博律治罪。”[[6]] 看来射箭也不是单一的较射，而是有人参加买局的的赌博。体现地区特色的赌博项目，最典型的如广东的“闱姓”之赌，以科举中式者的姓氏为赌，“闱姓者，广东赌局之最大者也。头家为富商大贾，主其事。开科之年，设局卖票，令人入钱。豫拟榜中每姓几人，以千万为一决，俟揭晓，按中否以定输赢。其始仅行之童子试，继行之乡试，后渐行之会试。”[[7]]

极其雅致的围棋也成为赌博项目，在扬州等地的游船上，就有以围棋设赌的情形，更有甚者，连官缺也可以通过此种赌博来赢得：“广东昔年，一中丞一方伯皆好弈，闻候补某令亦工弈。一日，抚宪衙参后，中丞留方伯与某令至签室对弈。中丞对某令曰：‘现有某处出缺，尔若能胜方伯，即命方伯委尔署某缺；方伯若胜，则罚尔银一千两修文昌阁。’盖其时正修文昌阁也，令唯唯。……至日昃始毕，数之，某令胜方伯三子，当即吐血一口。晚间遂檄署某缺，至今广东传为佳话。”[[8]] 最简明直接的赌博，如掷骰子、压宝之类，在政府采用高压政策禁赌的情况下，还出现了所谓“跌钱”之赌，雍正间“跌钱一项，其风日炽，将钱掷地以决胜负，所赌输赢盈千累百，竟不减于牌骰。”[[9]]

自清初以降，赌博花样繁多，除上述各项，还有樗蒲、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掷状元筹、压宝压扠、敲诗、斗鹌鹑、斗鸡、斗蟋蟀、斗鹪鹩、花会、花灯鼓、番摊、山票、诗票、铺票、白鸽票、女子花会等等，林林总总。

第二，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宫廷中的帝、后到下层的宦官内臣，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统兵的武将到下层兵丁，乃至妇女和老幼，参预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乾隆曾掷骰子：“乾隆时，高宗尝于几暇，取《列仙图》人物，绘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10]] 晚清西太后则好雀戏，“孝钦后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也。”[[11]] 官僚吏胥，参预赌博为一种常见现象：《履园丛话》载：“余尝论女子小人，未尝读书识义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国重寄，食禄千钟，不以致君泽民为心，而以草窃狗偷为事，亦终日屹屹，彼此较量，而斯民号呼门外，拘候堂皇，愁怨难伸，饥寒交迫者，不知凡几，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约另具一种心肝者耶。”[[12]] 生员秀才乃至教官，均有参预赌博的，康、乾时人龚炜记录说：“赌博之风，莫甚于今日。闾巷小人无论已；衣冠之族，以之破产失业，其甚至于丧身者，指不胜屈。近有诸生犯赌一案，教官坐赃落职，以下褫革拟罪者数人，似亦可以少惩矣。而沉溺游场者，卒无悛心。愚谓聋虫尚可通以意气，人为物灵，冥顽一至此耶！且盗贼，饥寒迫之也，此更何所迫欤？数年前，陇西有仆马遵者，身受赌害，抽刀断一指自誓，于时观者失色，尽谓其能痛改矣；乃左创未愈，而右执叶子如初。”[[13]]      赌博成为有闲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康熙时，士大夫喜马吊，其牌之横纵幅……”。[[14]] 下层穷苦百姓参赌情况亦所在多有，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浙江建德县县令途遇一贫妇“哭甚哀”，问其缘由，得知“其丈夫日逐赌场，并将家内什物窃去，以供赌博，家中安得不贫，妇人所以哭也。”[[15]] 妇女参预赌博的例子亦时有所见：“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射，或暮夜乞灵于淫昏之鬼。富者丧赀于无形，妇女迷惘失志，愤而戕生者，比比皆是。亲戚朋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风俗大坏。”[[16]]  

       赌风之盛，给社会生活带来显而易见的影响。清中叶以后“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17]] 的民谚，说明马吊等赌博项目，已经成为小京官们在官场上厮混的必备手段。而在号称“赌国”的广东，凡于赌博不利的字眼均成为一时之忌讳：“粤人好赌，故平日有普通忌讳之字，如牛舌则谓之牛利，盖以舌字粤音近息，与折阅之折字同音，闻之不利，故讳舌为利，取利市三倍之义。又猪肝谓之猪润，盖肝与干同，人苟至于囊橐皆干，不利孰甚，故讳肝为润，取时时润色之意。其他类此者尚多，不能一一载也。”[[18]] 而赌又往往与娼妓业联系在一起，“国初，苏州富商大贾，妇女宴会，辄广携白镪，招邀赴会，谓之花赌。沿至于今，犹未改也。”[[19]] 可见赌博与社会生活、风气均有极大关系。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赌场所用的筹码，成为市场上可流通的有价证券，具备了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功能：道光二十八年，浙江慈溪县令捣毁了当地的一个花会赌场“次日清晨，城中绅士俱来拜谒，余以筹码示之，答曰：不知父台拿办后，此筹尚有用否？昔日大筹一千，小筹五百，入典可以赎当，入市可以买物，不问人，只问筹也。”这个县令也不由得感慨：“是何世界哉。”[[20]]

                                                        二

       赌博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观念，也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历来为封建王朝所禁止。清入关之前既已有赌博之禁，入关初以明代法律为基础的清律也明确了禁赌的规定。康、乾盛世，清统治者一再发布禁赌的上谕，尤其是雍正时期颁布了一系列的禁止赌博的上谕，表明了禁赌的态度与决心。雍正七年（1729年）发布禁赌上谕：

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恶。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以悉数也。[[21]]

乾隆则将赌博视为社会风俗的四大恶习：

朕闻奸宄不锄不可以安善良，风俗不正不可以兴教化。闾阎之大恶有四：一曰盗贼，三代圣王所不待教而诛者也。二曰赌博，干犯功令，贻害父兄，以视周官之罢民，未丽于法而系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公所谓乱民，孟子所谓贼民也。四曰娼妓，则自周以前人类中未尝有此。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22]]

体现了政府对赌博的态度与禁赌的出发点。

康熙以降，社会上赌博之风逐渐盛行，政府也逐渐细化的禁赌条例。自康熙到雍正，清代禁赌法规不断完善，形成了历史上最完整、全面和严厉的禁赌法规。乾隆以降，仍有部分规章出台，但只是对雍正时期形成的法规进行少量的补充，可以说雍正时期，清王朝禁赌的法规成为定制，此后直到光、宣时期，禁赌法规未再进行大的调整。

       清代禁赌的法规，细致全面而且较为严厉。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要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任何身份的人参预任何形式的赌博均属非法，同时禁绝赌具的生产与传播、销售。对于官员和负有禁赌职责相关人员的行为，也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奖惩规定。

       乾隆时期颁布的《大清律例》卷34《刑律·杂犯》，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禁赌的条例（本节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卷）：

       对于参预赌博者，规定：“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对于偶然开赌，抽头不多的“各枷号三个月杖一百。” 参赌者的主人或上司也分别受到一定程度的处罚。有入宗室府内赌博者，“俱问发近边充军”。

       对于开设赌场聚赌者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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