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留赌博之人，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是旗人设场抽头，“初犯发极边烟瘴充军，再犯拟绞监候。容留房主，初犯发边逺充军，再犯发极邉烟瘴充军，俱照名例折枷月日发落，赌博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

       对于官员参预赌博的惩处尤其严重，凡参赌“革职枷责，不准折赎。” 官员开场聚赌，如系旗员：“革职，枷号两个月，鞭一百，不准折赎，永不叙用。其失察该管各官，俱交部议处。领催鞭五十，族长鞭二十五，系官亦交部议处。”如系汉员，“官员无论赌钱，赌饮食等物，有打马吊，斗混江者，俱革职，满杖枷号两个月。上司与属员斗牌、掷骰者，亦均革职，满杖枷号三个月，俱永不叙用。如该管上司并督抚容隐属员赌博，及地方官弁疎纵赌博者，俱交部严加议处稽查”。

       对于制造及贩卖赌具，自康熙初已经开始制订惩处条例，至乾隆时期成为完整条例：“凡旗人造卖纸牌骰子，为首者发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为从贩卖者，发近边充军。俱照名例折枷月日发落。失察该管各官，亦照失察赌博例治罪” 。“凡民人造卖纸牌骰子，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为从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如藏匿造赌器具不行销毁者，照贩卖为从例治罪。地方保甲知造卖之人不首报者，杖一百。”负有查赌职责的相关人员，必须究问赌具来源，能查清者受赏，否则也有处罚。

       清代律与例并用，律条极为繁复，但仅就上述主要内容而言，赌博罪重者可至“绞监候”，亦可谓严矣。此类条例一直沿用，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与上述乾隆时期的条例并无太大区别，可见直到光、宣之际，禁赌条例在法律条文上没有大的调整。

       查禁赌博，是所有官员的职责。在京城，禁赌主要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及其所属官兵负责：如步军统领衙门所属八旗三营，“凡缉奸：京城内外，遇有强窃横恶，负罪潜逃，私毁私铸，赌博斗殴者，均责成八旗三营专汛兼辖等官，随时缉获，按名议叙有差，逾限不获，讳匿不报，军捕受财纵放，该管官扶同徇隐者，并论如法。”[[23]] 都察院系统所设五城巡防御史及其属下官兵负责：“凡缉贼捕逃，禁约赌博，驱逐匪类，稽察妄造谣言，及衙役指官吓诈，私开煤窑，纠伙烧炭，以至邪教惑人，聚众烧香，寺院庵观坊店等处，皆令该司坊等时加巡察。”[[24]] 在地方则按照行政体系，由地方督抚大员至道府州县官员负责，封疆大吏均有宣传禁赌、监督所辖地方官员查赌的职责，必要时甚至也可以调动军队配合地方上查拿重大赌博事件。康熙名臣于成龙、陆陇其等，都有在任地方官员时发布的禁赌博告示传世。有些地方官则将国家禁赌法令抄写，广泛张贴。“明白钞录，饬行各属，遍贴城乡村市，咸使周知，并饬严拏赌犯，根究赌具来历，按拟究处。”[[25]] 督抚大员有时也亲自巡察缉赌，如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亲自查拿赌犯：“自到浙后，即与将军臣鄂密达，齐心协力，申禁颇严，巡拿亦紧。杭城内外，所犯旗汉影射窝赌等事，即饮食输赢，无不经臣衙门亲自批行发落。”[[26]] 责任最重的当然是县令一级地方官员，在县以下的乡村，主要依靠保甲。顺治时期保甲即有负责举报及协同查禁赌博的规定，康雍时期进一步重申，“查禁赌博，则原有责成佐贰转责乡甲，逐户具结之例。”[[27]] 乾隆中修订保甲条例，仍有进一步加强。在军队，则主要由军队各级长官负责，而八旗军队，携眷居住，更易产生赌博事端，为清廷所关注。康熙以降，皇帝发布的针对这方面的诏谕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各地驻军也有一些具体措施，如广州、福州等地驻防八旗“每旗派拨官一员，小拨什库数名，各按其所管之兵壮，每日轮流挨户稽查。又总委协领一员，专司其事。”[[28]] 与地方上保甲一样，如有失查或徇私舞弊，相关人员要一体连坐。

如此严厉的禁赌条例下，社会上赌博之风却愈演愈烈，形成一种极为矛盾的社会现象。

 

                                                      

三

 

       一方面是赌禁极严，另方面则是赌风极盛，清代的禁赌根本上是失败了的。那么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反复研读相关资料，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清代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律例中将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一概施予严刑峻法，导致禁赌法令难以长期坚持执行，最终成为“具文”。

赌禁自康熙朝就已渐收渐紧，着力进行禁赌的雍正帝曾回顾说：赌博等事

咸系皇考从前禁止之事，并非创始于朕。但当时之臣工，未能实心奉行，是以一应恶习未得尽改。今王大臣官员内，仰体朕旨加意奉行者，不过十居其五，大半未惬朕怀。[[29]]

显然，他认为禁赌法规难以实际社会中认真贯彻，是由于官员们奉行不力。因此，雍正朝的禁赌，着力于全方位的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同时加强了对赌具的查禁，并进一步扩大了对相关责任官员的连坐。然而，在实际上，雍正朝的赌博仍然是有禁难止，

诸大臣之妻互相延请宴会，为樗蒲之戏，借此夤缘请托。[[30]]

官员大臣妻子互相宴请，樗蒲之戏也成为一种社交活动，实难全禁。在下层百姓及旗人，“或于僻处同人赌愽伊等从何得知。”[[31]] 雍正帝自己也承认：

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32]]

至于以连坐治罪的的形式加强对赌具的查禁，实际也有困难。按制：

拿获赌博之人，必穷究赌具之所由来。其制造赌具之家，果审明确有证据，出于某县，将该县知县照溺职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一级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赌具之家，而该县能缉拿惩治者，知县着加二级，知府着加一级，督抚司道等官着纪録二次。将此劝惩之法永着为例。[[33]]

如此，则一名县令查知境内赌犯所用赌具来自邻县或邻省某地，一旦上报，则本地同僚或邻省官员均要受到牵连，对于该县令来说，自身仕途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因而，一般官员查获赌具，多称为本地所产，“各省拿获赌具，均称造卖在半年以内，迨细心根究率多不实。”[[34]] 以此规避连坐条例并邀功请赏。雍正帝自己也感到：

饮酒赌博亦易犯之事，而将专汛兼辖各官定以革职降调，其处分不亦过乎。[[35]]

清王朝统治者，一方面担心赌博泛滥形成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立法过严导致官员吏胥借端扰民，因而在加强赌禁的同时，也不时警告：“如有无知之人，不行访缉，乃藉此为由，妄入铺内搜索扰累，讹诈贸易人等，及进人家内，指称缉拿赌博，肆行妄为者，朕断不寛恕，定行治罪。”[[36]] 统治者在犹疑中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不得不将查赌升赏条例废止：

地方有赌博之事失于觉察，除照例议处外，将从前议叙之加级纪录，俱照案销去，永著为例。[[37]]

法律与实际社会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在一个以人治为主的时代，严刑峻法推行禁赌也许会在一些局部收到一时之效，但最终的结果却只能是法令成为“具文”。诚如雍正帝自己所说：“倘立法太严，恐稽查之人以为事小而罪大，转有容隐疎纵之事，而法有所不行矣。”[[38]] 而这正是清代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所在。

第二，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也导致禁赌法令无法实施。

清代的吏治败驰始自于康熙朝，雍正朝虽极力纠偏，但成效不大，至乾隆以降，乃成积重难返之势。此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大打折扣乃至成为官吏索贿的筹码。“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以缉捕盗贼、赌博为专责。然赌博遍九门，辄知之而故纵之，以岁有例规也。果侦有富室贵族在家聚博者，则番役往矣。其往也，恒以夜半，围其前后门，获之，械系至署，闭之于班房，例以明晨候步军统领莅讯。被系者辄贿番役，书其数于手条，约期取金。番役至是飨以盛馔，既醉饱，听其归。”[[39]] 在各地方的查赌亦多如此。赌禁最严的雍正朝，巡察御史宋筠报告了一起在山西查获赌博案的情形，颇能说明地方查赌的一般情况：

巡察至盂县鹞腾崖地方，于卖烧饼魏姓之家，见有十余人聚赌。臣面问魏姓云：‘赌博新例甚严，尔等何不怕官。’答云：‘官离此数十里，不得知道。’臣又问云：‘衙役稽查如何？’答云：‘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臣又问云：‘地方乡约出首如何？’答云：‘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不好意思。’彼此瞻徇容隐，情景如绘。[[40]]

乾隆间“台湾赌风甚盛，南北两路守备千总把总等，于所管汛地内派兵廵查，该兵等遇有开赌之处，毎处勒索钱百十文。……该汛兵丁遇见，即将摊场钱文稍为分润，毎处百余文或数十文，实不能多为婪索。四十八年以后，兵丁等所得钱文，均与本管营员陆续分用。”[[41]] 吏治不清，胥役人等更是藉此横生事端，乾隆初就有人看出禁赌等法令的流弊：

赌博、流娼、私贩、私销，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揽，护庇小民，乃公然违禁。官即清查，先令躱避，稽查愈严愈得借端勒索，是上而阻挠功令之弊也。凡有差票到手，视为竒货可居，登门肆横，索酒饭讲差钱，稍不遂意，百般恐吓，乡民畏事莫敢声言，是下而剥削小民之弊也。[[42]]

乾嘉以降，赌禁已成“具文”，查禁赌博的官员与吏胥，以得贿为目标，使得所谓禁赌，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渠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福建汀漳龙道员记载：

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43]]

凡地方匿藏娼户，隐埋赌家，无不暗索其陋规，即自带家丁，亦隐分其余利。[[44]]

偶有地方官员抓赌，赌局之人往往觉得，“彼皆得我规费，何惧惧哉。遂不以为意。”[[45]] 清末广州闱姓之赌，例行馈赠地方大员竟达数十万两之多，光绪十四年（1888年），游开智署理广东巡抚“严赌禁，却闱姓例馈三十万金。”[[46]] 三十万的巨额银两竟然成为“例馈”，在这样一种官场风气之下，欲完全贯彻禁赌法令，岂可得哉。

       第三，其他影响禁赌法令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的因素，上行下效的示范及赌场应付检查的办法增多等。清代是中国封建时代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一般认为，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人口大约不足一亿，在社会总体安定的情况下，百余年时间，至乾隆中已突破了二亿大关。乾嘉之际，发生了大规模的三省白莲教起义和乾嘉苗民大起义，人口略有回落。但很快，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突破了四亿大关。人口增长而可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增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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