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新书《论中国》归类于任何传统的框架或体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有点谦逊的标题掩盖了这本书的雄伟目标：即对中国2,500年来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进行解读，同时回顾中国过去完整的历史发展周期从而更好地了解今日之中国。从形式上看，该书独树一帜，既不全是回忆录，也不全是专著或自传；相反，书中既有回忆，也有反思，既有历史，也有基于直觉的探究。

　　借用时下的一个流行词，这本书就像一辆“混合动力车”。在我看来，书名若是定为《中国的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 in China）之类也许更为合适。如果记住这个名字，把它当作一个副标题，就不难明白这本书是围绕六个主题来依次展开的，即中国的早期历史、近代王朝试图改革君主制体系的失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基辛格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华的自身经历、邓小平领导下的“开放”时期以及令人意外的最后一章--它独具匠心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间的扩张冲突同中美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相联系了起来。

　　在亨利·基辛格看来，古代的中国高深莫测，因此现代的中国仍然与它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共鸣。他写道：“一个当代领导人居然会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战略思想来指点国家大事，这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正是毛泽东在讨论政策事务时的一贯作风。而且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期待自己的同僚能够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及政治体制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因此就连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对手以及外国侵略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战略大师”（strategic acumen）主导了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而且还会招揽众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来巩固自身的核心地位。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中国学者孔子。他用举例子的方式向一小群虔诚、愿意为之献身的学生宣扬自己的思想。而这些学生则通过与老师的对话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最终为孔子留下了一部传世经典--基辛格更是形容这部经典“类似于中国的圣经与宪法的混合体”。在西方，“均势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而且“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实现全球性的传播”，因为中国的对外交流并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

　　通过对中西方战略思维的审视，基辛格推断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中国的理想战略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而“西方的传统则注重决定性的力量碰撞”。基辛格巧妙地用这个推断，为后文对中西两大哲学、军事传统的二元剖析作了充分铺垫。首先，他概括了中国围棋与西洋象棋之间的差异。西洋象棋所体现的是力量的碰撞、“决定性的战役”，其目标是“大获全胜”，而这些都取决于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部署；可是围棋讲究的是相对利益和长期围困。围棋从一张空白的棋盘开始，只有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能分出胜负。

　　战略家和军事家对于上述差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围棋的理念在《孙子兵法》这一旷世经典当中也有所体现。《孙子兵法》据传由一位姓孙的军事家所著，年代与孔子相近。基辛格对孙子的思想作了相当的引述，特别是借鉴了他对“声东击西”与“心理战”的精辟论述。（书中写道：“也许有人会说，美国近代历史上之所以会在亚洲战场遭遇挫折，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忽视了孙子的教诲。”）基辛格在书中还引用了才华横溢的汉学典籍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对一句孙子名言的翻译：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简明扼要地将其推崇的作战策略按照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高低进行了排序：首选是全力攻击敌人的战略，其次是攻击敌人的同盟，再者是攻击敌人的军队，最后才是攻击敌人的城邦。孙子曰：“其下攻城。”

　　那么，这个高深莫测的中国又是如何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险恶的历史洪流当中分崩离析，最终陷入举步维艰、甚至是绝望无助的境地的呢？基辛格在讨论第二大主题的章节里提供了一些答案。他重点论述了中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接连遭受的重创：从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受命出使中国、要求扩大通商和居留权，到鸦片战争的爆发；从国内的各种起义和叛乱，到基督教的渗透；从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到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然而更重要的是，“几百年来的优势地位扭曲了天朝对现实的认知。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只会让不可避免的屈辱感显得更加强烈”。

　　然而，中国的“棋子”并没有完全出局：“中国的政治家尽管拿着一副不好的牌，但却凭借着相当的技巧避免了更严重的灾难”，这是均势政治的基本规则所无法解释的。在简要地描述了19世纪中国政治家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的求生策略之后，基辛格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中国政府的独立性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9世纪后期，利用屡试不爽的以敌制敌策略，中国在对抗西方侵略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胜利。但讽刺的是，已近垂暮之年的政府希望依靠官员精湛的外交技巧来“争取时间，可是对于如何利用赢得的时间又毫无计划”。基辛格认为，当时日渐衰弱的中国已经无力“让强敌为胜利付出其难以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的和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因此对日俄等列强采取的绥靖政策也并非毫无意义。

　　行文至此，作者的叙述稍显模糊，原因是正在寻求新秩序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起义和叛乱事件此起彼伏，军事现代化改革和教育改革齐头并进，野心勃勃的外国列强不断索取割地--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日本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日本在1894-1905年间先后击败了中国舰队和俄国陆军之后，形势对中国变得更加严峻。随后，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运动的开展、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切似乎让基辛格有些应接不暇。读者或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三大变奏曲：“毛泽东领导的长期革命”。作为一名中国观察家和职业外交官，基辛格在这一部分道出了自己相当专业的分析。

　　在描述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时，基辛格平实地讲述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时刻。他这样写道：“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在1949年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巨人--毛泽东。”当他写到毛泽东的一生是“激烈斗争的一生”时，基辛格改变了毛泽东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但却没有改变世人的看法。尽管毛泽东有诸多让人惊叹的品质，但基辛格也承认毛泽东上台后的大多数时候证明“光靠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在1958-1962年间，“数百万人因为毛主席推行平均主义而在大饥荒中丧命”，数千万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人甚至会用“难以想象”来形容。至此，靠意识形态治国的尝试也宣告结束。

　　基辛格称这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最近有学者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出一倍）。至于1966-1969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没有估计死亡人数，但是却同意今天的论断：文化大革命是由“青少年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牵头的，“其结果是对人类的大屠杀和对制度的大破坏”。然而，正是中国人为毛泽东的这些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因为“他对（中国人的）顽强精神、能力和凝聚力充满信心”。“而且事实上，”基辛格写道，“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忍受毛泽东对其社会强力施加的一系列残酷的动乱。”

　　这种说法对于中国人整体道德水平的评价近乎苛责。中国人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动乱”？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对毛泽东自20世纪初以来宣扬的共产主义革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基辛格一再解释：“只有像中国人这样顽强、坚忍的民族，才能在经历了这样大起大落的历史之后仍然展现出团结与活力。”

　　对毛泽东执政的思考，让基辛格有机会回到他在开篇伊始提出的一些主题。他写道：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中国的统治者像毛泽东一样集历史性、权威、冷酷和全球视野于一身；面对挑战时雷厉风行，而在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一贯强攻猛打的作风时又能展现灵活的外交手腕。

　　在日本战败后的四年中国内战期间（1945-1949），毛泽东张扬的辞令的确使其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但却未必比得上斯大林的狡黠。这从两人在朝鲜战争伊始的初次交锋当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斯大林虽然支持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入侵南韩，可是却拒绝提供援助。（“如果你遭到反击，我也不会动一个指头。你得向毛泽东求助。”）“真正的斯大林是：不可一世、目光长远、控制欲强、行事谨慎却冷酷无情。”基辛格这样写道。

　　基辛格描写朝鲜战争的部分可谓引人入胜。但这一部分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就是位操控大师，而他在和自己作斗争的时候并非总是胜利者。基辛格在回忆自己艰辛的外交生涯时写道：“政策规划的弊端在于，规划中的分析无法预知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朝鲜）是对潜在威胁采取的先发制人策略，其决策依据其实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美国的终极目标是中国。”事实上，“据有关各方迄今所公开的文件显示，没有任何一方认真讨论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这一点使得交战双方的对抗进一步升级。在详细记叙了朝鲜战争之后，基辛格总结说，从整体看来，斯大林是最大的输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的却“不仅仅是平局......（这场战争）奠定了新中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并且表明中国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害怕的对手”。

　　进入全书的第四大部分--“和解之路”，基调和内容都有了重大转变。基辛格一度以第一人称叙事，因为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作者走进了故事。他讲述了亲自安排尼克松成功访华并与毛泽东在北京会晤这一大胆尝试，并且记载了自己在外交上对“可能性”这一科学的探索。不过，读者若指望作者像讲述朝鲜战争那样详细地讲述越南战争，恐怕要大失所望了--美国国内对越南战争的许多细节一直保持缄默，基辛格亦是如此。他对越南战争的理解与其早先思考历史的方式是一致的。他写道：

　　随着美国开始向越南增兵，北京用围棋的思维将形势解读为：美国企图将越南变成又一个基地，连同朝鲜、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越南河内的领导人谙熟《孙子兵法》，并且应用书中的兵法有效地打击了法国和美国。在这场漫长的战争当中，越南先是反抗企图在二战之后重新夺回殖民地的法国，随后又在1963-1975年间与美国交战。不过早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前，北京与河内都渐渐意识到，下一场对决将在彼此之间展开，为的是争夺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主导权。

　　尽管尼克松访华的许多细节在当事人出版的回忆录当中已有披露，但是《论中国》的参考书目及注释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信息来源。这些资源让基辛格回想起了他所率领的先遣队的工作，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的会晤。在讲述这段往事时，作者巧妙地将亲身经历与官方版本融合在了一起。很明显，通过磋商促成的这次访华之旅以及之后（据他自己计算）多达五十次以上的高级别访问，让基辛格乐在其中。

　　尽管此时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有些受损，但是周恩来以及随后的邓小平、江泽民和其他部长级官员却让传奇故事得以延续。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当中美两国都甘愿冒着遭到对方拒绝的风险、主动向对方示好的时候，中美双方的政策也在逐渐转变。随后，基辛格又回到了第一个主题，不禁感慨自1972年以来“我们所接触到中国的外交风格与其传统的外交更为接近，而不同于我们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谈判时已经习以为常的迂腐程式”。让基辛格欣喜的是，“这种外交很好地迎合了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也保存了“（中华）文明，因为中国周边的民族如果联合起来，其军事力量就能够占据优势”。他还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是通过“打造一种良好的奖惩制度以及气势磅礴的文化。在这个背景之下，友好睦邻成为了战略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又一大亮点在于，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周恩来。作为近乎完美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周恩来“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以及凭直觉感知对手心理的能力”。基辛格对这两位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了精辟的概括。对于两人的特质，他这样表述：

　　毛泽东永远是主导者；而周恩来则是八面玲珑。遭到反对时，满腔热血的毛泽东会用力量征服对手；而充满智慧的周恩来则会设法说服对方或智取。毛泽东喜欢冷嘲热讽；而周恩来则是一语中的。毛泽东以思想家自居；而周恩来则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管理者或谈判专家。毛泽东渴望加速历史的进程；而周恩来则乐于“顺水推舟”。

　　随后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进展得相当顺利。恰如基辛格所写的那样，尼克松此行是“极少数对国际事务产生深远影响的国事访问之一”。此言的确不假。

　　然而，世事难料：用基辛格的话说，水门事件以及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总统的辞职， 导致了“在1974年11月的国会选举当中，国会对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完全崩溃”。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遭到削弱”，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意味着，美国的首要政策是要削弱苏联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势力。

　　基辛格告诉我们，“主张对中国开放的（尼克松）总统竟然会下台，这让北京感到不解”，当然你大可以怀疑毛泽东和周恩是否真的如此惊讶。不过，水门事件的危害性和突然性绝对比不上毛泽东钦选的继承人--国防部长兼元帅林彪的倒台。林彪被指控在1971年的一次政变当中暗杀毛泽东未遂，随后和家人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时在蒙古坠机身亡。时隔这么多年，基辛格仍然出言谨慎，称该事件“据报道是一次失败的政变”。

　　毛泽东自己曾对尼克松打趣说：

　　在我们国内也有一股反动势力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上了飞机逃到国外去了......苏联在事后挖出了（林彪的）尸体，但对此事却绝口不提。

　　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城府都有夸大之嫌（或之实）。毛泽东毫无顾忌地“藐视天地间一切法律”，或者--就像基辛格对毛泽东使用中国俗语的注释所说的那样——“将法律践踏在脚下，无法无天”。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落三起”的中共元老邓小平重新上台，这些都为全书的第五大部分提供了背景。邓小平1979年出访美国，给外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基辛格更是将其比喻为“一出（精彩的）皮影戏”。像基辛格敬佩的那些中国早期的战略家一样，邓小平也可以同时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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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书余下的部分里，基辛格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的交往，包括邓小平后期的改革、领导班子的过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权力交接以及胡锦涛一再重申的“和平崛起”等等。在“后邓小平”时代，特别是中英两国就香港的未来达成协议之后，基辛格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再自称代表可供输出的唯一的革命真理。相反，他们所主张的目标从本质上看是防御性的，包括努力让世界不再公然敌视自己的政治制度或领土完整，为发展经济赢得时间，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解决国内问题”。

　　基辛格认为“与毛泽东的风格相比，这种对外政策更接近俾斯麦（Bismarck）的风格：逐步递增、防御为主、以构建堤坝防御历史洪流为基础”。其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决心“要证明自己在面对外界压力时不会动摇”。正如1994年时任总理李鹏在与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谈话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无关。”

　　直接提及俾斯麦的政策，为本书第六章亦即最后一部分埋下了伏笔。这一部分旨在对作者的观点，特别是其对于“均势外交”以及开展有意义外交的可能性等问题的观点进行总结。为了实现上下文的顺利过渡，基辛格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典外交事件为例，该事件因其撰写人的名字而被俗称为《克罗备忘录》（Crowe Memorandum）。艾尔·克罗（Eyre Crowe）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是欧洲均势外交以及军备竞赛的数据分析员，是由其领导的英国外交部西方事务司内部的万事通，具备从外交部大量的文件当中收集相关信息的数据分析及统计能力，而且对德国有着特殊的了解--他的母亲是德国人，而他在17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德国，后来还娶了位德国女子为妻。

　　著名的《克罗备忘录》长达23页，于1907年元旦当天上呈给了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Earl Grey）。这份文件从严格的现实主义角度审视了欧洲国际政治的发展，特别关注了英国与刚刚统一的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克罗的结论尖锐且令人震惊。不论德国是选择通过武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来扩大影响力，还是选择通过持续向大英帝国及众多英殖民地施加压力来彰显实力，实际上德国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并没有选择：“不论在上述哪种情况下，德国最明智的做法都是尽可能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的选择同样有限。考虑到德国进行扩张的迫切性，英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选择：

　　英国必须做好准备，德国一定会力图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通过扩大势力范围来增强自身实力，同时阻止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最终瓦解并取代大英帝国。

　　《克罗备忘录》反映出一种残酷的常识，而非深奥复杂的局势。基辛格解释道，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克罗百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和决策者仍然在思考克罗的设想是否适用于现代，20世纪早期的德国与英国是否能替换成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直截了当地说，这或许意味着，既然中美是太平洋地区的两大强国，两强相争难免会有一战，而胜者只有一个。要想避免这一论断成为现实，中美主要还是应该在本世纪发展更丰富的结盟模式，同时双方在资源、矿产、文化遗产方面的贸易合作应该多元化，从而减少给对方带来的威胁感，保证双方能够在避免贪婪和纷争的前提下大范围地获取宝贵资源。

　　上述解决方法有些可以在该书的开篇部分找到，有些则可以从中国和美国现在自信的政治与商业模式当中看到。但我们需要记住基辛格并未在书中深入探讨的一件重要的小事：《克罗备忘录》并非没有受到质疑。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于同样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高级官员托马斯·亨利·桑德森（Thomas Henry Sanderson）。桑德森审慎地评估和批判了克罗的观点，并于1907年2月21日向时任外交大臣格雷提交了自己的备忘录。不过在看了桑德森的“奏折”之后，格雷惊呼：“没想到他（桑德森）居然为德国辩护。”

　　桑德森（Sanderson）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德国是一位益友，尽管要求有些苛刻；在谈判桌上，她咄咄逼人、坚韧固执，同时她也是最难对付的对手。对一切她自认为拥有发言权的问题，她十分在意别人是否征询她的意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向来都是她的座右铭。

　　如果把“德国”二字改为“中国”，以上描述用来形容目前的形势或许并无不妥。桑德森在形容1907年的大英帝国时，其措辞也颇为尖锐，我们只能希望以下这番话并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桑德森写道：

　　有时候在我看来，外国人要是看了我们的棋牌技巧报道，肯定会觉得大英帝国就像一个触角遍及全球的庞然大物，患了痛风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所以一旦别人稍微靠近，她就会哇哇大叫。

　　《桑德森备忘录》和《克罗备忘录》都被标记为“机密”文件，但两者不可能都是对的。要么是不得不阻止德国前进的步伐，要么是英国不得不丧失其全球霸主地位。英国一直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于是七年半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