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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麻将起源于江浙一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麻将从江浙传到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麻将风靡北京,并流向全国。本文由网上现金棋牌游戏平台www.crjq8.com编辑整理,介绍各种网上真钱棋牌游戏技巧,澳门赌场赌博技巧,提供各种网上博彩游戏,网上真钱游戏,免费试玩。希望公务员打麻将判死刑这篇文章能给你提供帮助。 |
“搓麻将”是许多人业余休闲的首选,没事呼朋引伴地摸上几把,可谓快哉!然而在民国时期的长沙,打麻将却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开端:麻将随妓女流入长沙
麻将起源于江浙一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麻将从江浙传到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麻将风靡北京,并流向全国。
1912年(即民国元年)5月编印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中有:“麻雀(即麻将)牌,以竹头及骨为之。十年前,湘中尚无此戏。盖近年由宦、商,及苏、扬娼家传来,而流行日广,省城(即长沙)及湘潭、常德三处商业繁盛,妓馆林立,此风盖尤甚也……”
禁赌:1935年正月抓赌犯千余人
然而打麻将等赌博的盛行,使长沙弊害百出,时人“废时失业,倾家荡产……青年子弟,被其诱惑,甚至自寻短见……”基于此,长沙从1929年开始明确禁赌,1935年、1936年是打击赌博较严厉的年份之一。报载:1935年2月4日(即阴历正月初一)至2月16日,在长沙城内共抓获1138名赌犯,并对部分人采取游街、张榜、拘留等惩罚,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2天晚上,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获赌犯102名。
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老鼠与猫”的游戏。像警方破获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并且设置有“新生活”与“俱乐部”的口令,但两个口令均被破获。北门司马里(西起蔡锷北路,北至三公里)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后借来安有喇叭用来送电报的摩托车,谎称送电报,骗开大门,再一拥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
治赌:省粮食局局长之侄被处死
尤其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薛岳主湘时期,更是严厉禁赌。当时长沙市区及湘省所属各区县均张贴布告称:今后发现军人、公务员打牌赌博者,一经抓获,经军法判处死刑;市民罚劳役5至10年;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当年就有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之侄、省粮食局二科科员谢铁成偷偷跑到邻居家打麻将,当晚12时谢铁成被巡警抓获,经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审判后,当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案轰动一时。
然而,不论是19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直到1949年,长沙城内一到春节,仍然赌风猖獗。还好,今天的麻将活动更多的是被人们当做一种娱乐消遣活动。
“严打”赌博,正月初八警方押着赌徒闹市游街
“当,当,当”,一阵锣声响起。坡子街上忽然闪现20名上了刺刀的警士,他们押着彭积生、文进先、龙文廷、戴曾季、旷路里、刘发楷、曾长发等13名赌犯,出现在长沙最热闹的街道。
这是1935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初八)下午2时,长沙城内,不少商户和过路市民围观到的一幅街景。
这13名赌犯“各持扫帚一个”,这支队伍“以高脚牌一块,白布旗两面,上书‘省公安局西区警署’,派警押解赌犯游街,同时打扫街道,以示儆戒”。游街队伍“由西区警署出发,走上太平街、坡子街、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药王街、西牌楼、下太平街,然后回署”。
这种羞辱赌犯的惩戒行为,在1935年、1936年春节期间,不时在长沙街头可以一见。
当年湖南省公安局响应“新生活运动”号召,在长沙大抓赌博。
报载:1935年2月4日(即阴历正月初一)至2月16日(正月十三),在长沙城内四区,共抓获1138名赌犯。警方虽对部分人采取游街、张榜、拘留、罚款、扫街等方式,警告其他赌博佬不要再行赌博,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二天晚上,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赌,在文运街3号、大官园三条巷3号、茅棚街22号、湘春街4号、樊西巷司禁湾16号、南门外沙河街57号、新安巷17号、福源巷11号抓获赌犯总计102名。
当年在长沙春节期间抓获的赌徒,其主要赌博方式首推叉麻雀(今称打麻将),其次,则是玩扑克、摇骰子、推牌九等。
1935年、1936年,是民国时期打击赌博犯罪最厉害的几个年份之一。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老鼠与猫”的游戏。像警方破获上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并且设置有“新生活”与“俱乐部”的口令,但这两个口令却被破获。南正街上一赌馆内则安有电铃通风报信。北门司马里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后借来送电报、安有喇叭的摩托车,谎称送电报,骗开大门,再一涌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
在严打赌博时期,打麻将的赌徒犹心怀侥幸。在对春节赌博管理松弛、不闻不问的年份,长沙城内,每届新春据说只有三种声音:雀牌、喇叭和锣鼓声。那时长沙的春节,街头商户爱打开年锣鼓、吹过年喇叭。而雀牌声,当然就是推麻将牌声,它竟可与锣鼓、喇叭声相提并论,可见打麻将的人之多。当年,有人就说,“废历新年,长沙市上之沉沉万户中,几有‘万象回春,百赌皆作’之势”。
从1929年初,到1938年“文夕大火”前,长沙一度明确禁赌。1930年初,除夕之夜,湖南《国民日报》编辑清完报样后,下班回家,结果他听到“僻巷偏街,行人虽少,然常闻有呼卢喝雉碰和之声,达于户外”,他说:“此盖国人恶习如此,每逢节期,则以赌博为唯一消遣。闻公安局已严切禁止,则赌博之风,或可以革除云。”
铁腕治赌,敢于碰硬的薛岳仍不能刹住赌风蔓延
翻阅1917年到1949年三十余年的民国旧报纸,旧长沙城内,无论禁赌与不禁赌的年份,一阵阵麻将声,仍不时从春节期间报纸中传出来。所谓“禁者自禁,赌者自赌,屡兴屡禁,屡禁屡兴”,当然禁牌赌也难免“时松时紧,时紧时松”。而颇有一些“维护之责”的官吏们,不但不作为,反振振有辞地说“习俗移人,积重难返,殊难过问”。
打麻将等赌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所谓“长沙新年竞赌,每视为消遣之具,即为父兄者,亦莫之禁,独是赌风一开,弊害百出,废时失业,倾家荡产,固为嗜赌者之下场,而青年子弟,被其诱惑,甚至自寻短见,或终身堕落,陷于盗窃奸宄而莫之拔,推原祸始,皆赌之一字”。
这时,就会有长沙老人,对春节赌风大炽忧心忡忡,发出哀鸣,甚至不由自主流露出怀念“心中美好的前朝”的情绪来。
有人在报上载文说,在满清帝制年代,曾制定过法律,“凡经旬累月,开场聚赌者,初犯徒三年。设局诱赌者,亦如之。造卖赌具为首者,发边远军,为从及贩为首,流二千里;贩卖为从,徒三年。”也就是说,在清代,凡聚众赌博及贩卖赌具,是要判刑三年或流放的。
其实这些追怀过去的老人没有弄清的是,麻将这项赌博,兴起并成为“国赌”,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签订《辛丑条约》的清朝晚期。当时全国上下,对清朝已彻底绝望,一方面革命党在积蓄力量蠢蠢欲动,另一方面从朝廷到市井小民,纷纷沉迷麻将牌中,长沙城里流行麻将,就是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才出现的,此前长沙主要赌博方式是摇骰赌宝,打跑符(字牌)等。
当慈禧太后也打起麻将来,当官员为讨好慈禧送上象牙制作的麻将牌时,清朝制定的禁赌条文,当然只等于一张用过的黄草纸了。麻将成为了清朝晚期的“亡国之戏”。民国成立之初,军阀混战,人心痛苦,使麻将的生命再显昌盛,麻将于是从晚清一直蔓延到民国来。
民国时期,仅就长沙一地来说,确曾在春节大赌期间,努力禁止麻将。
尤其在抗日战争第一次长沙大捷后,薛岳主湘时期,曾严厉禁赌。
当时长沙市区及湘省所属各区县均张贴布告称:今后发现军人、公务员打牌赌博者,一经抓获,经军法判处死刑,决不容情。市民罚劳役5至10年。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当年就有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之侄、省粮食局二科科员谢铁成偷偷跑到邻居家打麻将,当晚12时谢铁成被巡警抓获,经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审判后,当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案轰动一时。
然而,不论是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长沙城内一到春节,仍然赌风猖披。
1949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四)湖南《国民日报》二版载:“依照惯例,初五以前是不禁牌赌的,所以,这几天玩牌赌钱的很多,呼卢喝雉。赢了的,高高兴兴;输了的,愁眉苦脸……”
可见在民国即将覆亡之时,长沙城内不但赌风大炽,且春节期间已经弛禁纵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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