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官为注的政赌古已有之，我国南宋朝时就有羊玄保以赌得郡官的记载。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杜会里，统治阶级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作为社会公害之一的赌博现象，却愈演愈烈，赌风有增无减，赌博活动“遍布在各个行业，各个角落，或明或暗，活动猖撅”。赌徒形形色色，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所以，参赌人员广泛成为近代中国赌博猖撅的第一个特征。
    城市社会上层人物参加赌博，有的是因为赌博成瘾，有的则是另有用心，将赌博作为上层社会人物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方式。其中不乏有意巴结上级故意输钱者，不乏笼络下属感情故意撤钱者。如果有嘉宾参加，他们进行赌博的场所一般集中在比较高档的大饭店或高级旅社，例如，正太饭店就是中国一处最高档次的豪华赌博场所，“稍具人物色彩者，亦常聚正太饭店，每以赌博为应酬，夜以继日，不辞劳苦”，。毫无疑问，城市社会上层人物的赌博行为，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坏的引导作用。当城市居民将赌博视为一种时堪，那么它就难免会形成一种社会疯狂行为，参赌者会迅速增加，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史料记载认为，“本市以前的大商人裴秀峰、程益南、邢子清等，使中国赌毒恶风极盛一时”。
    民国以后，随着城市化的渐次发展，城市社会中等阶层逐步形成，这些商界人士的社会交往和娱乐消遗活动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赌博上。“石门自废历新年以来，商户赌风大炽”，城市社会中层人士之间进行的赌博目的和手段极为广泛多样，有些权势的人物利用赌博对各家商号的经理老板实施敲诈，他们借助其地位优势用赌博的温柔手段逼迫商家为其上贡;有商人则利用赌博拉拢地方有权势者，谋求为自己的生意提供某些便利;也有的老板经理生意上春风得意，通过赌博方式炫耀展示自我，还有富商是为了相互斗气，将买卖上的竞争延伸到赌场李争强好胜;有的士绅赌博是寻欢作乐，追求消遣，赌博如同吸毒和漂娟一样，被作为接人待物的招待方式之一。总之，赌博的由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城市社会中层人士的赌博地点，一般情况下多数安排在私宅家院进行:“至于地方官员、士绅、富商，常年在赌场”。
    在近代中国赌博成风的社会氛围中，一般城市下层百姓参赌者也为数不少，据史料记载，遍布全市的各类赌场，“昼夜开张，赌徒蜂拥而至，拥挤不堪”，许多下层市民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但却热衷于赌博，有的成为嗜赌之徒，甚至有的人因赌博发生口角和斗殴，大打出手，走向犯罪。《商报》曾报道过普通平民百姓之间为了赌博而发生的恶斗事件:在中国正丰公司南厂南边，常有人御比聚赌，于这天下午二点左右，又有多人聚集掷般子“赶老羊”，有一个宁释籍贯的赌徒，与一位山西籍贯的赌徒，“两人因洋二角，则起口角，继则大打而特打，致弄得衣衫均破，一群赌徒你拉我扯，多时不能了解(结)”。
    由于赌博像瘟疫一样在中国传播泛滥，当时“梦想中奖发财者成风”，许多人都被彩票或赛马场的奖金钩住了魂，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不惜放弃现有工作，也要买票到赛马场观看赛马，“参加投票者即观众，以特别踊跃，乃收得极良好成绩也”。在城市下层百姓中不仅出现许多执迷不悟的赌徒，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专以欺骗为生的赌博职业人，他们熟悉各种赌博方式的技巧，掌握了多种赌博骗术，利用赌具玩尽花样，有的赌博骗子欲擒故纵，先输后赢;有的骗子勾结成奸，结伴“抬桥”，联手合伙设局，半赌半诈。这些职业骗子借助社会上某些人希望一夜致富的梦想，利用人们的侥幸心理，通过不正当的手法，致使大批参赌人员上当受骗，例如，“本市东里村派出所管内，中华路二号，住有吕常义者，素喜赌博，家中常设赌局，弄其欺骗之技术，上当的人大有人在”。
    大多数城市下层市民起初只是出于好奇而参与赌博，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只想试一试，碰碰运气，慢慢地被赌博骗局吸引着迷上瘾，例如，石门新世界大戏院的彩票迷惑了很多市民，使许多人上当受骗，甚至出现了专购买戏票而不看戏的怪事，有的人一下就买十张戏票，就待戏演完后，才去入场揭看彩票开奖。“彩票的发行者为了掩人耳月，引诱更多人买彩票，有时也让平民百姓个别人中奖”。当看到某人买彩票中了奖以后，“都想试试，也碰碰运气，一次买儿张，中不了奖，再买十几张，仍不巾奖，最后卖几十张，结果是越陷越深，越不中奖，越不死心，总想有一天会走运中上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买，越买经济越困难，没有钱就变卖家产再买，有的由于买彩票，搞得倾家荡产，自己也变成了乞丐;也有的因买彩票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大凡参赌的城市下层市民都是这个社会a疾的受害者，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般不太好，然而通过侥幸改变贫穷的欲望，却无情地将他们一一卷人难以自拔的漩涡，“数日前，有粪夫曹金锁者，现住北横街二十五号，去吕某家中玩牌九，吕某见曹金锁忠实可欺，乃集其同伙三人与曹金锁同玩，大玩其愚弄之手段，曹金锁不知是当，输钱寸一万三千元，粪车亦被吕某扣留”，更有甚者，“因为买彩票而造成家破人亡的事也有发生，卖老婆的上吊自杀的都有过”。。有一人因多次购买彩票不中奖导致无法生活下去，选择在真光街南头三黄姑庙的栏杆上上吊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一些普通市民以参赌为乐，将其作为了一种娱乐方式。那些热心于小赌资的博戏活动的参与者，职业界别极为广泛，有商人、工人、公务员、军人、演员、学生、教师、家庭主妇、妓女等，他们所玩赌注虽然都不大，一般都是以赌博作为空闲时间的娱乐，但是违规犯禁，总要遮遮掩掩，从石门警察局处理的一起赌博案件可窥见一斑:“有王士珍、吴福禄、吴殿甲、刘遇文等四名，在路旁玩竹牌。经第一分局局长杨汉文督属将该犯证一并抓获，转送到局。当经审讯据该王士珍、吴福禄、吴殿甲、刘遇文均供认，玩耍竹牌以资消遣等语，核本案王士珍等之所为，实系类似赌博，有害风俗，依照违警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酌各处罚金九元，以示做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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