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这样的事儿，麻将能在我的脑穴空谷里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像受冲击波猛烈撞击那样。
    大约是80年代初，一天，我闲情逸致地翻阅着书报，看到一段文字，记述领袖人物的一些轶事，讲到1938年那时，全国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在那紧张的日子里，他却常常忙里偷闲和身边的人猫在陕北窑洞里耍方城戏。当然，这是一位已被历史证明了的胸藏高深城府对国家民族光明前途有着坚定信念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特殊的麻将休憩方式。

    我受震动的原因不是这如此悬殊的环境反差酿造令人较难理解的历史特殊人物的心境反差，当真不是，我受撞击的是深淀在自己心头历四十余年的未解之谜终于微露谜底，麻将本身的是非功罪将有一种正确的评说。
    说来话长，我初识麻将是40年代后期的事，当时我还处于少年阶段，从家乡的“闲居”那儿学会麻将戏。“闲居”是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在一天劳碌之后晚上集中在一起的场所，全无任何政治色彩，以喝茶和谈天说地为主，也有吹弹奏乐以自娱的，每逢正月，人闲心野，常有人在“闲居”里玩起麻将牌来，晚饭后，我喜欢到“闲居”里看牌，见大人们四人一桌在玩牌，不由萌生好奇之心，“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不久，我也玩起麻将这门玩艺儿来。
    1951年我参了军，皆因孽根未除，差点闯了大祸。那年夏天，我们部队驻扎在一家乡间地主的院子里，这一家人早被农会撵跑了，其家中的财物都被贴上封条，土改分田分屋分胜利果实却是翌年的事。在那片刻的宁静中，我和新兵吴桐、李鹊，老兵范明顺、吕兴家几个人在杂物堆中发现一盒麻将牌，即四人一台打起雀战来，当玩到兴浓之际，突闻一声“霹雳”把我们惊醒，只见队长和股长都发了雷霆，要以违犯军纪严加处置，后来，老兵在党小组会上新兵在团小组会上分别作了检讨才算过关，记得当时的罪名是双重的，一是违纪，一是违禁，这个违禁我记忆犹新，好像麻将牌上边都沾满瘟疫病菌和毒药，是稍触不得的，自此而后，我居然洗净手脚，再也不梦不想了。
    50年代过去了，60年代过去了，70年代也过去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着实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麻将牌的存在?还有没有人敢用一双干净的手去触摸那些带菌的块块?心在回答，有的，有的!那是在资本主义腐朽世界的残照里，在那坚持资本主义制度阴沟之中的赌徒、封建士大夫的残渣余孽、游手好闲分子以及吸人血髓的剥削者的身上才能闻到。
    然而，这段公开发表的文字明明历历地写着，麻将牌碰牌发出的响声分明来自领导全国抗日的司令部，难怪我的灵魂要发出悸栗惊问的信号。
    我花去不少时间对此问题进行观察和研究，以图用观察和研究的收获来镇静自己不安的思绪，结果略有所得，就是在80年代这10年间，对麻将的评说依然见仁见智，看法殊异，众说纷纭，真叮谓:“东风吹，战鼓擂，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看法归看法，说法归说法，活法归活法，只能各行其是了。我以为，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趣味倾向、不同性格特征、不同政治观点以及不同的家庭环境和心里环境的人，都可以引出各自截然不同的观点来，乃至导带出不同的实践行动。
    可是，麻将牌终究是麻将牌，是客客观观的一堆骨板或塑料板。它的天性容忍谦和得很，它能最大限度地任由人们去摆布，你说它是赌具，它真的被赌徒们糟塌得声名琅藉，它的命运不是也和扑克牌、般子、天九牌乃至儿枚硬币几根火柴梗一样可供赌徒利用吗?你说它是娱乐器具，它确实是一种高雅的娱情遣兴的文化用具，在古代，备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工匠农樵、贩夫走卒的抚摸;在现代它也备受过最上层的政治领导人物以及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不同程度的喜爱，你说它是一种锻炼智力、测量智能的途径。它确被某些先进国家“拿过去”，在高考时专设此一课，以考察学生的智商。
  麻将牌，确是地地道道响当当的中国牌，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产儿。寻根吧。它的根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