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赌博还主要以一些比较传统的骨牌、纸牌、色子、斗鸡、斗鹤鹑等为主。到了民国时期，随着麻将的广泛传播，许多人开始用麻将赌博，而且在这一时期，赌博、娼妓、鸦片三者结合在了一起。在《中国禁史》中有这样一个段话:烟赌最早在清末即已开始合流，三位一体。进人民国以后，此种趋势更加明显，由于麻将本身含有运智的成分，带有娱乐性，不似番摊、掷色那些纯凭机运、直接了当地赌，因此也就成为烟鬼和嫖客最喜欢的赌具。据有人统计，民国初年，上海妓院公开赌博的不下1500家，每家每日至少有两场麻将和两场扑克，平均计算打牌的人每日每家有10人，合计上海妓院的赌客，每日就有15000人。如果按打麻将者和打扑克者各占一半计算，起码每天有7500人既是嫖客又是麻将客。

   这种结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赌博在民国时期的猖撅，除了麻将还有其他形式的赌博;第二是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国时期，除了麻将之外，茶楼、酒馆里还摆放扑克，牌九等作为客人的娱乐工具。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连云南的藏族喇嘛都用麻将和鸦片来招待客人。»在民国麻将热、赌博热的同时，全国各地都出台了许多禁麻、禁赌的相关条令法规，但是这些法规基本上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麻将与鸦片、赌博的的合流，从表面上看只是黄赌毒的一种，但是就麻将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来分析，这种合流实际上是文化的攀附和模仿，只是它所攀附和模仿的对象是负面的，这种模仿，进一步加速了麻将的伪形。渐渐地，游戏的娱乐、交流、非功利等特征开始隐退，最终就变成了纯粹的赌具。
   在每一种对麻将起源的解释中，游戏的发明者在参与麻将研发的时候主要是因为以前的游戏不刺激、不好玩，所以才发明了麻将，不管这些解释合理与否，但是可以肯定麻将的出现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麻将的最初形态只是一个文娱活动而己，柳立言也曾指出:许多赌具都是有文娱活动发展而来，如六博、斗戏、赛马等。而从文娱到博戏，可能会出现出现三种情况:俗化、雅化和还原。俗化的后变为大众赌具、雅化后变为艺事、还原后回到文娱。受制于社会大环境的。
   我们讨论的麻将成瘾，以及今天被热点关注的。网瘾都可以划入行为成瘾。这些瘾的产生是复杂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从游戏设计的角度出发，游戏的上瘾可以说明游戏的有趣和设计的成功，但是这一观念确实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相悖的。麻将的成瘾在麻将产生之后的不久便变产生了，不用举太多的例子，在《清稗类钞》中就有记录:光、宣间，麻雀盛行，达呼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子，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其穷泰极侈者，有五万金一底者。º上面是光绪、宣统年间的状况，在随之而来的民国时代，麻将的成瘾、赌博等现象越演越烈。相关研究指出:民国时期麻将风靡，普遍成瘾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参赌人数的众多和人群的广泛，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游民;其次是延续的时间比较长;第三是覆盖的地域广阔，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
    在麻将成瘾这一问题上，麻将是成瘾源，但是成瘾性的形成却不是由成瘾源激发的，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成瘾的模式: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模型，是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成瘾性的产生，对于民俗学的研究来讲，我们比较关注心理和社会模型对麻将成瘾的影响，在麻将成瘾这一现象之中，游戏参与者的心理人格以及社会因素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样一个理论的支撑下，我们在分析麻将成瘾这一问题的同时就不应该局限于对游戏的分析，而是应该指向更本质的社会和个人心理因素。这些因素也是让麻将产生伪形的本质因素。换一个角度来看，麻将成瘾主要是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折射出来的一个现象。
    其次，从清末开始，麻将就与赌博、鸦片、娟妓扭曲地结合在了一起。概括有清一代，虽然前期严厉禁赌，康、雍时期，社会上赌风确乎有所收敛，但乾隆以后，承平日久，衰微之象渐呈。到嘉道之际，其泛滥程度不逊于明末。及至晚清，一发不可收拾，成为超诸中国历代赌博的又一高峰。
    首先是游戏成瘾，这是许多游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游戏的娱与瘾，是解决游戏健康发展的基础。成瘾(addietion)的概念源自临床医学中的药物成瘾(SubstaneeAddietion)现象，如成瘾者对吗啡、尼古丁或咖啡因等的依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成瘾性这一问题涉及到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医学、药学上所定义的成瘾，人们发现一部分人身上存在着过度沉酒于某种事物或活动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与精神活性物质的摄入无关，即成瘾的载体不仅可以是精神活性物质也可以是一些人类行为影响，麻将在这一阶段被赌博、鸦片等物质所腐蚀，被俗化而沦为了大众的赌具。
    当它沦为赌具之时，游戏的娱乐性、游戏中的文化美感则完全被参与者忽略，剩下的唯有伪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