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交战,如何巧妙地部署和使用自己的部队,使其发挥出更大的威力,一直是军事艺术所面对的古老而常新的课题。
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对此己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兵书上那些关于“势”的论述,可以说就是这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
《孙子·计篇》指出,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换句话说,“因利制权”就可以形成一种“势”。在这句话中,“利”指利益之大小,“制”包含有规定、制订的意思,“权”就是权谋、谋略。把这句话直译出来,“势”是根据具体的利害情况规定采取相应的谋略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势”是战争指导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
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计谋得到最大效益呢?《孙子·势篇》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在孙武那里,当“形”指军事实力的时候,“势”则指对军事实力的部署和运用。“阵以形成,如决建瓶之势”(李签注)。“阵”是依赖实力而布的,“领”是盛水的瓶子。布好的阵应该达到高屋建瓶的境界,高屋之“领”倾倒出来的流水,那就是“势”。势由形生,形可生势,形与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在孙胺的兵法里,形与势已经结合为一个概念,“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
(《孙膑兵法·奇正篇》)。军事实力及其运用,关系着作战力量的“有余”或“不足”。任势的目的,全在于增强部队的攻击力、冲击力:“善战者能任势以取胜,不劳力”(王哲注)。正象“不进则退”那样,“不劳力”当然也就是增力了。
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吗?孙武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初之山者,势也。”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很有说服力的比喻性的定义。假若把一定的实力比作一块一定重量的石头,然后把这块石头加工成圆形的,并且把这一圆形的石头放置在高高的山顶上,并且再用劲去转动它,由于“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这块放置在高山之巅的转动着的随时都可能滚下来的圆石对人的威胁该是何等之大啊!假如把这块石头加工成方的,或者根本不加工,且放在山半腰、山脚下,也不转动它,那滚动力显然就差远了。即使把这块石头加工成圆的,但却放在低凹处,那就有点“老牛掉在水井里”的味道了。这里所说的加工、放置山顶、转动,显然都是“善战人”之所为,不大善战或非善战之人,很可能要把石头放在水井之中了。
从孙武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兵力的部署的确是大有讲究的。我们应该力争作一个孙武所说的“善战人”,部署兵力时要能够取得类似“转圆石于千初之山”那样的效果。“转石于千初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战人有百胜之勇、强弱一贯者,在势不在人也”(杜牧注)。势险兵则勇,势屈兵则怯。善不善于任势,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斗志。孙武说:“勇怯,势也”。
《吕氏春秋·慎势》篇中说:“孙膑贵势”。孙膑之所以贵势,看来也是认识到势可增力。他说,拉满弓弦上的箭,就是“势”的具体体现。“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在肩与胸间发射,杀死百步以外的敌人,敌人还不知道箭从何处飞来,所以说弓弩就是势!)其结论是,善于任势,就可“破强敌,取猛将”,战无不胜。
唐代的李靖把“势”进行归类,指出“兵有三势:将轻敌,士乐战,志励青云,气等飘风,谓之气势。关山狭路,羊肠狗门,一夫守之,千人不过,谓之地势。因敌怠慢,劳役饥渴,前营未舍,后军半济,谓之因势。”李靖所讲,比孙武所讲的能造成“势”的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的内涵窄一些。但气势靠人去鼓,地势靠人去用,因势靠人去因,都离不开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兵家提出的用兵之“势”,后来被法家发展并移用于治国上,以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即所谓势治。《韩非子·人主》篇中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认为有权位就有威势,势位在治乱中起关键作用。“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架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面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韭势》)。然而从势位即权力这一点上说,法家所讲的“势”与兵家所讲的“势”又是相通的。
“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六韬》)。这里的“神势”,指的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用神奇的计谋所造成的兵势。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不同了,天上有空战、宇战,地下也出现过地道战,海上海下也成了战场,“势”的问题不是更应注意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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