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势篇》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能够使治理众多的军队如同治理少数的军队一样，看来它对治军的作用的确不小，但“分数”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三国时期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读及此处，大概也觉得是个问题，于是提笔写下了他的理解:“部曲为分，什伍为数。”遗憾的是，曹操并未说清“部曲，什伍”为什么就能“治众如治寡”?结果弄得后人还是不甚了了，不得不为此继续大动脑筋。唐代的杜牧作了一番斟酌，解释说:“分者，分别也;数者，人数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别其人数多少，各任偏裨长伍，训练升降，皆责(贵)成之，故我治者寡也。韩信曰:‘多多益善’是也。”在杜牧看来，“分数”就是分别人数。具体点说，就是把众人编为人数不等的单位，给这些单位任命职权大小不等的长官，并责成他们负责所属人员的训练升降。最高的长官只抓下属的小长官，这样他本人直接管的人就少了。韩信说的越多越好就是这个意思。杜牧对“分数”的理解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抓头头，层层抓”，而抓的办法主要是严格的、合乎实战要求的训练。这种解释，比曹操的解释清晰度似平大了一些。干是杜牧之后的人对“数”大体上都作如是观：将“兵之大数”，分成若干大小相的单位，这些单位都任命一定的人选去“统”，即“分偏碑任，定行伍之数”，“各加训练，这样便虽治百万之众，如寡也。”
    但是，这种解释也存在着问题：第一，任何称得上军认的军队，大概都要“分偏神之任，定行伍之数”的，为什么有的“治”有的乱呢？第二，即使把“分数”理解为将兵分编为部伍，任官吏主之，故分其人数，但“训练”的意却从字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来。若“分数”不包括训练在内，男靠什么达到“治”的目的呢？如此看来，对干“分数”，的仍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为了正确把握“分数”的含义，应该注意，孙武是把分数与形名、奇正、虚实放在同一层坎上的。既然形名、奇正、虚实在先秦时期都是哲学的范畴，那么对于分数，无疑也从哲学的高度上去认识，才能把握住它的实质。从古代的有关史料来看，所谓“分”，指的名分、职分。《淮南子．本经训》：“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就是一个例证。古代很重视名位及其应守的职分。《吕氏春秋．审分》：“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雏而愈塞也。”高诱注曰：“名，虚实爵位之名也：分，杀生与夺之分也。”可见，“分”就是现在所说的官位及权力。一定的官职具有一定的戍力。官位有高低，权力有大小，因此职分的确定，就意味着编制的明确。而职分的确定和编制的明确，就可以使人数众多的军队形成一个上下相属、左右相联的有机整体，奠定“治众如治寡”的前提条件。职权是由君主规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人为的。但是，没有一定的编制就没有一定官位，没有一定的官位也就不能规定其职权大小。因此，若编制是从实战需要确定的话，君主对官吏的任命也就受至一定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以主观形态表现出来的职权，该有其必要的客观依据。
    孙武在这里所讲的“数”，乃是古代中国数理文化在军上的表现。中国的五行说，就是在古代数理文化的基础上展起来的。最初，以手计数，故对五有特殊感情：自然数以九为最大，故有“九五之尊”的说法。后来又把计算用“数”引申为治理自然事物的规律。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就深明此理，所以把齐军治理得井井有条。据《国语．语》记载：管仲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里为乡，乡有良人焉：以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十人为小戎……”管仲正是应用数的原理把民整理成有秩的单位，当时是寓兵干民的，所以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支有秩序的军队。“治乱，数也”。实践使古代的哲人认识到．“数”具有把无序变有序、把混沌变清晰的巨大功能因“数”的实质就是一种秩序。马克思对数也十分重视，他说，任何科学只有经过数的检验才是科学的。我国先秦时期的想家已经把“数”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并广泛用于对自然、会、军事、政治、人伦的一系列认识的整理。既然数有如止巨大的功用，人们把所有能使无序变有序使乱变治的东西，例如法律、驾驭术（领导艺术）都与数挂勾产生了“数”之说，也就不足为奇了。说到这里，孙武所讲的“数”中的“数”含义也就明确了，那就是方术、技术、艺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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