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是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近代石家庄的赌博既沿袭了以往传统博戏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与当时本地社会政治、工商经济、文化民俗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赌博是一种传统恶习，日伪及国民党时期，赌博方式多种多样”,遍布全市的赌博场所，名目繁多的赌博方式，五花八门的赌博用具，构成了近代石家庄赌博猖撅的第二个特征。
    近代石家庄的赌博活动场所有明有暗。除正太饭店那样高档豪华的赌博场所外，一方面是管理当局为繁荣城市增加财政收人，专门设计营造了石门娱乐“新市区”，在桥西袁家营村西“批准大设赌场、饭店、店铺，到晚上，赌徒、漂客络绎不绝地云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恶霸势力也纷纷开办“牌九”、“宝局”，例如，市长管锡山的弟弟“管四爷”，名义上在桥西柏树胡同南头路东开办了一家货栈，实际上这是常年开设的地下赌场，以抽头取利，再如，房产商李汉卿勾结警察官府，开设常年地下赌场，上层士绅登门集会者络绎不绝。近代石家庄真可谓全市遍布赌博场所，“有地方批准靠赌博抽头为业的‘宝局’，常年开业；也有变相赌博性质的活动场所。靠赌博经营商品的小商贩摊点更加普遍。还有暗开赌场的旅社、货栈、银号、商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石家庄赌烟娟三大社会公害互相利用，互相渗透，有的赌场、妓院也就是烟馆；有的烟馆也可进行赌博。像恶霸势力“管四爷”开办的大烟馆内，“大设赌场，横行四里，无人敢惹”。妓院也往往会成为漂客的赌场，为了从嫉客身上赢得更多赌资，妓女们多数也会玩一些赌博的项目，有的妓女练就许多赌博技巧，精通各式各样的赌博门道。嫖客有时就借用妓院请客设牌局赌博，据《石门指南》记载，“客人在妓院或在其他地方，邀集友人傣牌者，每次最少以十二元为牌底，归班主应得。其余归妓女所有，但一切用品食物，均由妓女设备，或由班主设备者，但须将所有牌资，除花用外，由班主与妓女平分。故每次牌资恒超出定额二三倍，或数倍者不等”。特别是40年代初，城市管理当局批准，“在新市区妓女院，开设大‘宝局’，伪市党部派员结合警察维持秩序”。据中共石家庄地下工作者1945年的调查报告记载，石家庄的洋行更是赌毒俱全，在洋行谈生意的人可以低价买毒吸毒，而且有的洋行提供赌博场地和赌具，“洋行则配合赌博等同乐”。
    近代石家庄有名目繁多的赌博方式，市民参与人数最多的是赛马和彩票。自从石家庄修建了占地数百亩的“跑马场”，就开创了本市赛马博戏的先河，这是借助于动物比赛而进行的一种竞猜博戏，赛马大会有若干竞马和骑手参加，观众押宝于某一获胜马匹，马票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市公署不仅建筑了望远台、看台等赛场设施，而且“热力筹划”此项赛事，是竞马博戏的大东家，参加赌马博戏活动，一旦猜中头马号码，可凭购买的马票获数倍赌金，故此，“颇引起一般对赛马之兴趣”，市民参加者极为踊跃，络绎不绝，近代石家庄率先推出看戏彩票的是新世界戏院，“他们把所谓能中奖的号码用毛笔写在一面锦旗大小的红布上，一端穿上一根木棍，然后卷好拿到观众面前大造声势，‘这就是今日中奖的号码，散场后展示，凡中奖者当场兑现’，说完后便用绳子把它高高吊在舞台中央，让观众看个不停，想个不休，把一些一心想中奖发财的人的思想完全引人等着得奖的幻想中，只盼着戏尽快散场，看看白己是否碰上运气中了奖”。
    在近代石家庄赌场进行赌博，一般不直接使用现金，入场时赌客先购买筹码，使用筹码下注，待赌博结束出场时，再将筹码兑换结算，据亲历者的口述资料说，他在赌场亲眼见到，“那里进门设纸币兑换处，以纸币换成铜板，上刻5元、10元不等，代现金使用，赌毕出门时再将铜板换成纸币”，石家庄流行的赌具种类繁多，有所谓的“色子”、“骨牌”、“竹牌”、“麻将”、“纸牌”、“扑克”等等。而且赌法也是多不胜数。有的偶然性较大，主要依靠运气；有的则存在很大的技巧成分在内，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博弈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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