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给予清朝的腐朽统治以沉重打击。效忠清朝的曾国藩组建并统率湘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使得清朝的江山又勉强多维持了数十年。曾国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人物，褒之者有之，贬之者更有之。近代学者章太炎就称曾国藩是“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就是这样一个毁誉参半的曾国藩，却几乎得到了所有中国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功、名、权、利”:他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有了“功”。他的家书成为旧知识分子教育子女的教材，又是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有了“名”。他曾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踢太子太保衔，协办大学士，有了“权”，他的家族子弟依靠他而纷纷得以封官晋爵，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省南京市)后，又抢夺了数不尽的金银财宝运回其老家湖南湘乡，有了“利”。曾国藩可以说是清末“功盖天下而主上不疑”的八面玲珑之人，他是用什么方法逃过了功高砚主而不得善终的通常结局呢?
    一言以蔽之，曾国藩有一套实用的处世哲学，他始终是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为其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亦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时，曾国藩用的是柔术，他的日记与家书，尽写些养猪农作的家务琐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以特务统治密切监控臣下的慈禧太后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消除她的疑心，表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胸无大志的乡巴佬而已。当率军镇压太平夭国时，曾国藩就刚强之至，毫不心慈手软了。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难怪他因杀人如麻而得了一个“曾剃头”的外号。曾国藩的带兵之法，是以忠君卫道固其心、以功名利禄励其志，经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子弟兵，都是些骄兵悍将。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克南京，湘军入城后即大肆烧杀抢掠，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悉入湘军”。致使“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南京城人财为之一空。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左宗棠、沈葆祯等封疆大吏还上书弹幼，严辞请求朝廷派官员查办。
    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局面，胆大心细的曾国藩沉着应对，经过仔细分析，他断定在经历多年战乱之后，人心思稳是当务之急，朝廷要再起事端，大动干戈地查办湘军烧杀抢掠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唯一让把持朝政的满洲亲贵们放心不下的事，是自己身为汉人而手握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湘军劲旅，朝廷最担心的其实是自己拥兵自重而生不臣之心。为了化解朝廷的猜忌，曾国藩在攻克南京之后，立即做了四件事:第一，为了向朝廷表白自己不是贪恋权位之人，他主动上奏朝廷，请求解除自己的本兼各职，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第二，为了解除朝廷对自己拥兵自重的担心，他主动退出一部分军权，大规模裁减湘军四万人。第三，为了解除朝廷对自己割据江南的隐忧，他大张旗鼓地在南京建造八旗兵营房，主动请求朝廷依旧例派遣最让满洲亲贵们放心的八旗兵驻防江南重镇南京，并保证军晌由地方全数拨给。第四，鉴于长期战乱导致朝廷在江南地区十多年没有举行科举考试，江南士人深为没有出路所苦的困窘状况，他命人迅速修复南京贡院并大规模开科取士，选拔大批读书人出来做官，以此树立自己爱惜士人的好名声，借此收取江南人心。
    曾国藩这四策一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人士的烁金之口，朝廷上下转而对他交口称誉，再加上曾国藩毕竟是平叛的首功之臣，为保全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也不好过于深究其纵兵烧杀的“小节”问题。至此，曾国藩以他的恭谨和谦让，不但没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朝廷的信任。为表彰曾国藩的功劳和忠心，慈禧太后加恩赏给他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