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观是关于战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其内容主要包括:战争的起源、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民众、战争与主观指导等诸多方面。关于这些问题的理性认识，决定了对待战争的态度，实施战争的方式、方法，是人们从事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
    其实，战争从它发生的那一天起，就紧紧地和“利”连在一起。为争夺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部落战争不待言说，就是以“恭行天之罚”为口号的三代战争，也无不是为利而进行的。我们以武王伐封为例略作分析，周本为西方小国，古公直父时便臣服于商，成为商的属国，季历即位后多次发动对戎的战争，且屡战屡胜，国势逐渐强盛起来，商朝感到了威胁，便杀了季历。子昌即位，是为周文王。文王继祖、父事业，团结内部，和睦邻邦，扩大势力，受到商封王猜忌，被囚达七年之久。季历被杀，文王被囚的惨痛经历使周人认识到了受制于人的无奈，他们决心壮大武力，谋图灭亡商朝。为此，周文王励精图治，争取与国，广招贤士，逐步创造和准备灭商的条件，终于成为商朝西方各方国部落的共主，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政治优势。牧野之战只是周人几十年谋图灭商夺取天子地位的最后一击。尽管周人把自己的灭商之举说成是执行天的意志，把商的灭亡、周的兴起说成是天的安排，真实的驱动力乃是对最高权力的渴求。
    如果说在三代时期的战争中，对“利”的追求往往以天命神鬼观念遮遮掩掩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中，这块遮羞布换成了“尊王”。春秋初期的郑庄公号称“小霸”，他与周植王的濡葛之战，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战争。这次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权力之争。郑国是分封较晚的诸侯国，国君与周王室有较亲近的血缘关系，郑桓公、郑武公在幽王之难和平王东迁中克尽职责，立有大功，备受周室的信任和依重。周平王任命郑武公担任王室卿士，执掌中枢大政。郑武公去世后，继立的郑庄公仍然担任这一要职。庄公利用这一条件，挟天子而令诸侯，谋求扩充自己的势力，捞取政治资本和实际利益。公元前711年，郑庄公以宋疡公未按礼制朝觑周天子一事为由，“以王命讨之”，邀齐、鲁之师共同伐宋。郑庄公以许庄公未能按时向周天子纳贡为借口，会同齐、鲁两国共同伐之。郑庄公还多次以周卿士的身份指挥军队或他国之师作战。如，公元前718年郑庄公统率周军、都军攻打宋国;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以周室卿士的身份指挥多国军队进攻宋国等。这些征战活动都是郑庄公以周室卿士的身份。在礼制的原则下，以周天子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是为了打击、削弱、极力阻挠与自己争霸对手。郑庄公这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做法很高明，它给郑庄公对外打击异己、谋求霸权披上了一层合法、合礼的外衣，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并可以借他国的军事力量为自己的争霸活动服务。因此，郑庄公很看重周朝卿士的位子。但是，周平王对郑庄公长期操纵周政、飞扬跋息不满，曾打算任命公林父为卿士。此事虽未办成，但加深了周、郑互不信任的心理，周桓王即位后，处处屈辱、打击郑庄公，隐公八年(前715)任用歌公忌父为右卿士以分郑庄公之权。郑庄公咽不下这口气，派人抢割周地庄稼作报复。周、郑关系更加恶化。桓公十三年(前707)桓王以郑庄公不人朝为由，“夺郑伯政”。郑庄公以从此不去朝觑与之作对。同年秋天，为了讨伐不逆，以正视听，周桓王亲率周、陈、蔡、卫联军伐郑，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役拉开了帷幕。
    从濡葛之战的背景可以看出，此战的发生完全是由于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战争的结局也是以政治利益为原则而导演的。战争开始后，郑庄公采用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大败周、陈、蔡、卫联军，周桓王也身负箭伤。郑军将领建议乘胜追出，扩大战果，郑庄公拒绝了。他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当晚，还派人到周联军大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同时也问候桓王的左右侍从。一场与周王的大战就这样在“尊王”的名义下戛然而止了，仅仅从战术层面上看，郑庄公不同意乘胜追出，确实失去了扩大战果的机会。但是从未来战略和政治利益的角度衡量，则不失为高明之举。因为，虽然周天子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但仍为天下共主，过分冒犯，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无异于自我孤立。所以，适可而止，借机改善与周室关系与穷追猛打、扩大战果相比更有利于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可见“利”是这场战争发动、进行、结束的最终驱动力。
    郑庄公之后，齐桓、晋文相继打出“尊王”的旗号，并不是他们真的对周王有什么尊敬之情，也不是真想恢复周室的权威，而是想利用周王这块招牌，占据政治上的有利位置，以售其私。狐堰建议晋侯纳襄王时的话，就是其真实用心的最好说明。二十四年，周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向秦、晋求助，狐堰对晋侯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狐堰的说辞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勤王可以获得诸侯的信任，取得义的美名;二是可以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名正言顺地驾驭诸侯。所以，晋国赶在秦国之前，助襄王返国。
来源：网上现金棋牌游戏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