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人而不要见制于人，处于主动地位而不要陷于被动地位，这是自古以来战争双方都在争取的理想境界。《孙子·虚实篇》和《鬼谷子·谋篇》，都己十分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甚至归纳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制人”的方法各式各样，是谁最早把“先发”作为实现“制人”的方法与手段的呢?
    据《左传·文公七年》载:(公元前620年)秦康公派步卒护送公子雍回晋国继承王位，但赵盾却抢先一步立太子夷皋为晋灵公。为了拒绝公子雍入境，晋军立即作了周密部署。就是在这个时候，赵盾对众将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于是，便“厉兵，株马，薄食，潜师夜起”，结果在令孤那个地方把秦军打败。在这里，被赵盾认为是好的军事谋略的“先人有夺人之心”，其中的“先人”就是先于敌人动手、即“先发”的意思，“夺人之心”显然应归于“制人”之列。
    但这还不能说明“先人有夺人之心”就是晋国的赵盾发明的。因为在此23年之后(前597年)，鲁国的史官明确地指出此言引自兵书《军志》。此事载于《左传·宣公十二年》。
    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楚军攻郑，晋军赴救。在双方对峙时，楚国的令尹孙叔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于是，便疾速进军，车驰，卒奔，大败晋军。
    孙叔博学多才，熟悉古籍。“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就引自《诗经·小雅·六月》。意思是说，过去用十辆兵车打头阵，以打开敌人之行伍。并阐发说，那就叫做“先人”一一先于敌人进攻。由此推论，他说“先人有夺人之心”是《军志》上的话，大概不会错。这位楚国的令尹是主张进攻的。“进之!”两个字，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他认为，宁可由我逼近敌人，不能让人主动逼我。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记载的齐军、宋军败吴军于鸿口(今河南虞城县西北)，也是先敌进攻的。宋国的厨邑大夫当时谋划说:“《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益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军志》上有这样的话:“先于敌人动手可以在精神上压倒敌人，后于敌人动手要等待敌人力衰之时。”何不在敌人劳累且立足未稳之时攻击它们呢!)这就证明“先人有夺人之心”，确系《军志》之言，这句话的发明者应是《军志》作者，或是《军志》产生之前的什么人。可惜《军志》一书早已失传，我们己无从知道其作者是谁，更无法知道在《军志》之前是否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了。
    虽然“先人有夺人之心”含有“先发制人”的意思，但“先发制人”这四个字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人们通常都认为是在汉代。因为《汉书·项籍传》中有“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这样的话。似乎可以这样说:这里的“先发制人”就是由《军志》上的“先人有夺人之心”演化而来。这两句话的意思基本是一样的，都是说的谁先发兵，谁先下手，谁先进攻，谁就可以得到先机之利。“先下手为强”，这句人们常说的话生动地揭示了“先发制人”作为一种谋略之所以常常奏效的原因所在。
    任何谋略的运用，都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先发制人”当然也不例外。《百战奇略·先战》云:“凡与敌战，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以兵急击之。”这就是说，敌立足未稳，准备未好，是“先发制人”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急兵击之”，突然袭击，是“先发制人”的主观条件。不足之处是，人心向背这样的政治条件，《百战奇略》没能概括出来，而实际这也是“先发”能否“制人”的重要条件。前面引述的《左传》上的战例，从纯军事的角度看，其主客观条件与《百战奇略·先战》所说的完全一致。但若细细研究，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条件具备了，但却不能“先发”，无疑要失去胜利良机;条件不具备，即使“先发”，也不一定能够“制人”。相反，可能被人所制。
    比《军志》略晚，西方也有人提出了类似“先发制人”这样的思想。出生于公元前450年的希腊的雅典城邦的年轻的将军阿尔西拜德斯，在他和另两位将率军远征西西里岛时说:“闪避优势敌人的攻击，并不能够息争无事，必须要先下手，以来阻止敌人的攻击。……我们现在己经达到了一种位置，是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因为假使我们不统治人家，那么就有受人家统治的危险。”可以看出，这位希腊的年轻将军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先发制人”的。后来，他们终于登上了西西里岛。

来源：网上现金棋牌游戏平台